2015-10-03 02:23:08 聯合報 何景榮／新住民第二代、博士候選人（美國夏威夷）
我們為什麼輸南韓？因為台灣官民總是用狹隘的國際觀、落後的思維與慢好幾拍的腳步，來對待周遭的國家。
話說筆者於今年八月，於印尼最高學府國立印尼大學，與四十幾位韓籍、廿幾位日籍同學，一起從該校的高階印尼文班畢業（我是唯一的台灣人）。筆者想說在撰寫博士論文之際，幫政府單位從事印尼文通譯工作，也算學以致用。
返台後，才發現可謂困難重重。依據內政部移民署的「通譯人才資料庫管理運用作業規定」，通譯人才需參加民間團體辦理的通譯人才訓練，才能依法替政府單位從事口譯或筆譯工作。由於政府補助資金有限，通譯人才訓練課程，並不常開班；僧多粥少情況下，這類課程通常只保留給東南亞新移民配偶。
去電詢問內政部，對方答覆：「沒有上過訓練課程，就是不可以擔任政府的東南亞語言通譯！」筆者曾經替雲門舞集邀請的藝文團體，進行現場即時印尼文同步口譯；但是，每當藝文界與社運界前輩，詢問我為何不去協助法院、移民署或警察局執行通譯工作，只能苦笑以對。
筆者在台灣土生土長，受過完整的台灣教育，直到碩士畢業；如今卻被要求修習民間團體開設的「中文寫作」、「法學緒論」等基礎課程多不合理，光是看這些訓練課程的內容，名額又只分配給中文能力較差的新移民配偶，就知道政府當局與民間團體，先入為主地認定了「受過高等教育的台灣子弟，不會有說東南亞語言的能力」。
近日，看到行政院毛揆大張旗鼓地推動「新住民第二代培力計畫」；對於會說母語、自己培力自己，自費到印尼最高學府修習印尼文的新住民第二代，卻是不聞不問，還對我們貢獻自己的語言專長，設下了諸多限制。到底還有多少具備東南亞語言能力的新住民第二代，成為了不當政策下的受害者？
每當筆者與在印尼認識的南韓同學聊天時，他們總是對我有一個來自印尼的母親，以及台灣為數眾多的東南亞人口羨慕不已，認為這是與國際接軌、向東南亞各國投資與發展的最佳媒介，也是台灣在國際化上能贏過南韓的先天優勢。然而，當他們聽到台灣官方比南韓慢上好幾拍的政策方針，以及民間還停留在「東南亞人很落後」的刻板思維時，卻也掩飾不住臉上的驚訝表情。
殊不知，在官方與民間的通力合作下，在柬埔寨各地都可以看到南韓政府資助的重大建設案、韓僑所聚集的大規模新市鎮，以及隨風飄揚的太極旗。南韓的高等院校不但早就成立了印尼語系，每年還送八十名以上的優秀大學生，到國立印尼大學學習印尼文；畢業後直接到韓資在東南亞的大企業上班，前程似錦。
我們呢？不要說印尼文系了，就連經過印尼認證的合格印尼文教師都沒有，大學院校連印尼文課程都開不出來！說穿了，就是在台灣官方與民間的認知裡，「落後的東南亞語言」與「高等的大學教育」根本就連不在一起！
看著台灣各大留言板裡，網路鄉民對南韓的仇視與謾罵，以及對東南亞移工與新住民的歧視與羞辱，我不禁要問：我們真的知道自己有多落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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