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智成/歷史考題
2015-10-05 01:44:56 聯合報 羅智成
那年應邀到柏林參加了「柏林文藝節」,德國著名漢學家K特別帶我逛了幾個地方。讓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那麼多膾炙人口的景點,他卻專程帶我去看了挽淚湖(Wannsee)畔,那令人倍感沉重的萬湖會議紀念館(The House of Wannsee Conference)—納粹領導人決定有計畫、有效率滅絕猶太民族的「最終解決方案」,就是在這風景如畫的湖濱別墅拍板定案的。
行走在窗明几淨,安靜如墓穴的文獻與歷史照片之間,某種被深沉創痛魔化了的現場感令人不寒而慄。到此造訪的有各國各地的人,彼此陌生,不交換眼神,卻因為難以言喻的靜肅表情,分享著奇特而強烈的同質性。
走到陽台舒一口氣,依稀感覺到六百萬猶太幽靈的困惑、恐懼、絕望與傷痛,但是你同樣也清楚感受到當代德國人對這段歷史痛切反省、悔恨與贖罪之心。
有著深刻皺紋而更顯日耳曼陽剛氣的K,沉痛地對我說:「這一切真是太殘忍,太野蠻了!令人不知如何面對…」「我一直不敢帶我女兒來,怕她太小,承受不住。長大了我才帶她來…」
德國人的悔罪做得十分徹底,他們毫無保留地和納粹思想與作為劃清界線、坦然承受了發動戰爭、屠殺人民的原罪;他們積極認錯、幫忙緝凶、追捕戰犯,在教育、文化上更不遺餘力保存記憶、記取教訓,而且比任何國家更積極實踐人道、維護和平、消除種族仇恨的基因。一九七○年德國總理伯蘭特在華沙的猶太起義紀念碑前下跪,更成為戰後德國洗心革面的象徵。
這次,敘利亞因為內戰湧出了數十萬難民,他們沉浮於地中海,流竄於東南歐,各國政府進退失據。也是德國的大媽總理梅克爾率先認收最大量難民,取得要求其他國家跟進的正當性與主導性,因而迅速降低大規模人道悲劇的危機。
與此同時,極力為日本二戰行為辯護的安倍政權則強行通過了新安保法案…似乎,和德國,甚至和槍決墨索里尼的義大利人相比,當年三個軸心國之一的日本,還答不出這份七十年前的考題。雖然,二○一五年,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也勇敢地效法了伯蘭特,在首爾西大門刑務所博物館下跪,還有包括宮崎駿等許多文化人或左翼政治人物,他們的悔戰態度十分真誠,但似乎皆非政治主流。
我想一方面是不同民族有不同方式解決不光榮歷史的焦慮,以滿足自身歷史潔癖,一方面當時或接下來的主客觀環境也大不相同。
二戰時德國侵略的對象,許多是比自己老牌或先進的強權,猶太人更有驚人的論述力,不容你敗戰後敷衍應付,首強的美國也較尊重那些盟友;日本在亞洲侵略的對象除中國、美國外多是一些戰時、戰後宗主國便紛紛離開的殖民地,因此除了對美國之外,日本人的優越感並未消失,美國也較不尊重這邊的盟友,中國更因為內戰分裂,形同自我取消戰勝國種種處置權。因此美國一國的立場便決定了日本日後的悔戰規格。
由於在門口的惡魔比死去的惡魔可怕,停止清算舊右派政權,扶植他們來對抗左派政黨以及共產國家的威脅,是美國清楚的抉擇。而由這樣的舊政治體系來道歉,迴避了發動戰爭的思想基因與道德反省,絕對是不徹底的,令人不免覺得他們只為戰敗,而非為犯錯而道歉。
但歷史考卷不止一份,日本在接下來的考試表現認真,對美國而言,往後七十年忠實盟友的交情早已取代二戰數年那些盟友的交情了!其他被侵略、蹂躪的盟友始終等不到一份令人滿意的答案,也許是因為他們從不被視為戰勝者,也許是美國獨享了道歉,但我認為要日本真誠認錯時間早已過去(也可以說日本要真誠道歉時機已過,未來他都得承擔後果),歷史並不會停留在一九四五年。但不論戰勝戰敗,這份考題其實每個人都要填寫。(作者為作家、詩人)
《澄社評論》德國的難民接納心靈
2015-10-05 06:00
◎ 紀駿傑
這陣子歐洲各國被難民問題搞得焦頭爛額,而在歐洲各國面對與處理難民問題各不同調之際,德國是其中對難民最友善的國家,因而也成為難民最嚮往前去的新家園。有一些人主張德國人對於二戰的罪惡感應該是許多德國人接納難民的原因;但是我認為,戰後德國對於極權統治以及種族主義的深刻反省,可能才是更主要的因素。
我在前不久前往柏林訪問。來到柏林,除了可以造訪建築本身非常具有特色的猶太博物館,瞭解猶太人在歐洲的歷史以及被納粹屠殺的歷程之外,走在柏林街頭便可一再地被提醒關於納粹殘暴政權、大屠殺等的殘酷歷史。緊鄰德國國會的公園裡,一面大牆詳細記錄著納粹時期對於猶太人與羅姆人(吉普賽人)的迫害屠殺歷史,牆內還有個讓人面對水池沉思的寧靜空間。而在柏林地標布蘭登堡門南邊不遠處,二○○五年完成的、佔地廣達兩個足球場的「大屠殺紀念碑園」,豎立著大小不一的二七一一個石碑。這個外觀看起來讓人聯想到墓碑的石碑群,走入其中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感受與想像,但是正如碑園設計者艾森曼建築師所說,他的設計將強迫人們面對過去。
亦即,德國的首都柏林市區裡一再地以顯著與醒目的方式,提醒著當代人關於納粹與大屠殺的殘暴,也提示眾人關於對待「與我們不同」的人應有的方式。雖然目前德國絕大多數人口與二戰、納粹並沒有任何直接的關連,但是他們都接受到戰後整個國家對於戰爭與種族主義深層反省的文化教育。
當然,作為歐洲經濟力最強的國家,德國的確也是最有能力接納難民的國家。二戰後德國引進許多土耳其與東歐勞工前來協助重建家園,並且友善地稱呼他們為「客工」(而非外勞),如今他們也都成為德國多元文化的重要面貌。透過適當的安排與引導,未來這些難民也都可能成為德國重要的社會新力量。
(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澄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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