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舍」的香氣：日劇中的返鄉戲碼

張正衡／台大人類學系博士後研究作者：A-sia studio A舍| 2016-05-27 14:03

在日本，鄉村特色與鄉村產業的發展始終是一個公部門會特意著力推動，而也與民間社會密不可分的議題。這樣的趨勢很自然地反應在以捕捉當代社會脈動見長的日本連續劇的產製過程裡，並且藉由文學、戲劇與影像的創作與再創作，將相關議題帶入文化產業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中，而在具體的物質與經濟層次發生作用。

前陣子幾部關於返鄉務農與地方文創產業的日劇陸續在台灣上映，不僅引起相關從業人員與專家的討論，更把鄉村發展的議題成功地帶進了一般觀眾的視野之內。究竟，日本影視產業如何將這種偏硬的議題化為通俗偶像劇的故事題材呢？對於鄉下生活不乏成見（如「田舎臭い」等說法）的廣大都會觀眾又為何會對這類主題感興趣呢？

我們不妨就以幾齣這種類型的電視劇為本來思考看看。

2015年初所上映的《限界集落株式會社》由銷售突破20萬冊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描寫一個因人口外移、產業凋敝與高齡化而無以為繼的小村落，如何透過將村落企業化來發展特色農產品與有機農業以改變「限界聚落」命運的故事。而在該年七月播映的《拿破崙之村》，則刻劃一位不受官僚體系束縛的超級公務員如何在市府高層決定要廢村的偏鄉小村子裡，藉由連繫不同的人與資源，創造出新的社區文創經濟模式。

這兩部作品的內容雖不盡相同，但同樣都試圖描繪一種在當代城鄉發展失衡的日本勉力存活的鄉村圖像。而其關鍵，就在於如何讓鄉村社區在當代的經濟結構中找到利基點，並且能夠形成新的、有經濟效率的產業模式。這樣的故事主軸之所以能夠獲得觀眾青睞，除了合乎一般民眾對於市場經濟運作邏輯的認同與認知外，當然涉及「鄉村」在日本社會情感結構中的重要性。

《限界集落株式會社》描寫一個因人口外移、產業凋敝與高齡化而無以為繼的小村落，如何透過將社區企業化來發展特色農產品與有機農業以改變「限界聚落」命運的故事。（圖：網路）

《拿破崙之村》刻劃一位不受官僚體系束縛的超級公務員如何在市府高層決定要廢村的偏鄉小村子裡，藉由連繫不同的人與資源，創造出新的社區文創經濟模式。（圖：網路）

若要了解何以日本的鄉村面臨今日的危機，而都會民眾又為何心繫鄉村經濟問題，或許可以從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史談起。

在二戰結束後，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在盟軍的接管下開始了戰後民主與經濟的重建過程，並且透過美國的提攜從冷戰體系中取得利基，成功啟動了現代化的經濟起飛階段。在這段所謂的「經濟高度成長期」中，都市經濟的迅速發展造成了對鄉村人力資源與原料的大量需求，不僅迅速地擴大了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與路線差異，更讓鄉村的人口源源不絕地進入都市謀生、定居。當時鄉村的年輕世代往往在國高中畢業後，就在政府或企業的安排下，集體搭乘鐵路專列前往主要都會區工作，此即所謂的「集團就職」。如此迅速且大量的都市化遷徙活動，讓都會區變得擁擠不堪，出現「通勤地獄」等現象；同時，農村年輕人口過度外流，只留下了爺爺奶奶帶著孫子繼續從農的特殊現象：「三ちゃん農業」。

日本通勤地獄。（http://karapaia.livedoor.biz/archives/52141191.html）

簡單來說，這段戰後經濟簡史透露出幾個社會意涵：

第一，經歷過這段歷史的離鄉子弟，對於故鄉往往懷著複雜的情感與或即或離的關係。

第二，都市在現代化過程中持續發展進化的同時，過往的鄉村生活風貌卻相對顯得岌岌可危、行將消逝。

第三，高度都市化、工業化產生了種種的社會或心理問題，而在城鄉的二分法中，與都市相對的鄉村很容易被視為是這些問題的解藥來源。

總而言之，對於當代日本人而言，鄉村仍然是日本現代性當中一種重要且具有價值的存在，而必須被認真地對待。

比如說，《拿破崙之村》的真實男主角高野誠鮮在他的書中就提出了人體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把整個日本比喻為一個有機生命體，而流動的血液是貨幣。面對行將壞死的細胞「限界集落」，必須透過復健運動（城鄉交流）來讓貨幣重新流入這些細胞，否則最終這些小細胞可能惡化成為癌細胞，最終危及整個生命體。然而，如果可以讓這諸多小細胞都保持活力，則生命體也才能保持整體的健康。

在過往的半世紀中，日本政府與民間社會其實也持續地採取類似的觀點來處理城鄉發展不均的問題，把重點放在促進城鄉間的資本與人口流動上。例如，1970年代日本國鐵的促銷活動「Discover Japan」，就企圖鼓勵年輕都會女性搭乘鐵路列車前往純樸的鄉間尋找真實的自我，並藉以擴大城鄉間的交流與國鐵列車的運輸率。在這樣的形象廣告中，日本鄉間被描繪為日本文化的核心根源與其素樸本真性之所在，大大提昇了「田舍」在現代都會文化中的形象與地位。而從1980年開始發展的「一村一品」運動，則把發展鄉鎮特色農產品的商業模式樹立為往後一二十年間的鄉村發展典範。

1970年代日本國鐵的促銷活動「Discover Japan」，鼓勵年輕都會女性搭乘鐵路列車前往純樸的鄉間尋找真實的自我，並藉以擴大城鄉間的交流與國鐵列車的運輸率。（圖：網路）

「一村一品」運動是日本大分縣前知事平松首彥倡導實施的，為日本農業產業化的成功模式。圖為大分縣著名的豐後牛特產。（By misijp R0010511,wikimedia）

「糟了，是世界奇觀！」

而在日本泡沫經濟的高峰期間，前日本首相竹下登也曾嘗試過所謂的「故鄉創生一億円」政策，將該年度分配給各級地方政府的地方交付稅（類似台灣的統籌分配款）一律調高為一億日圓，期望各鄉鎮市政府與議會能夠發揮創意，創造出能夠引領地方未來的特色。然而，這樣的灑錢政策（ばら撒き政策）不僅未能就此引領鄉村走上自立發展的康莊大道，反而多半只是增添了地方建設與預算消耗的荒謬性，例如：打造價值一億日圓的大型金條、建造世界最大的一對石獅雕像或複製一尊紐約的自由女神像等等。

為了進一步讓經濟資源流向鄉村、平衡城鄉財政，日本政府在集思廣益後，於2008年推出了「故鄉納稅」制度。根據這個新稅制，只要捐款給地方政府，就可以用捐款額抵扣所得稅與住民稅。只是，各鄉鎮市政府為了爭取民眾捐款而推出的地方名產回禮制度，卻讓用意良善的「故鄉納稅」轉變為地方名產的競爭與比拼。民眾不再為了對鄉鎮的認同而捐款，而是在理性計算回禮的價值和吸引力後，花錢去換取這那些高檔的在地名產（如和牛、清酒等）。因此，故鄉納稅制度不必然能達成雪中送炭的目的，有時更可能只有錦上添花的效果。

日本千葉縣茂原市的故鄉納稅農特產。（http://www.city.mobara.chiba.jp.t.rr.hp.transer.com/）

由這些故事中我們不難發現：在日本，鄉村特色與鄉村產業的發展始終是一個公部門會特意著力推動，而也與民間社會密不可分的議題。這樣的趨勢很自然地反應在以捕捉當代社會脈動見長的日本連續劇（trendy drama）的產製過程裡，並且藉由文學、戲劇與影像的創作與再創作，將相關議題帶入文化產業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中，而在具體的物質與經濟層次發生作用。

在2015年春季播映的《不便的便利屋》中，集編導於一身、在北海道成長的鈴井貴之採取了一個帶點荒謬風格的戲劇架構來呈現北國鄉下的日常生活文化。在那裡，日復一日的飲酒歡歌、酩酊大醉與永遠鏟不完的雪根本就是「日常茶飯事」。如同男主角竹山純在劇中的評論：

「我在想為什麼這裡都是些隨便的人（適当な人）？也許是因為不靠著這種方式忘記現實，這裡的人們就無法生活下去了」。

在我看來，鈴井貴之在劇中安排的一些橋段或場景，其實是向一些描寫北海道生活的經典作品致敬。首先，男主角夜夜流連忘返的酒吧「幸福的黃領巾」，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充分呈現北海道風光與風土民情的經典公路電影《幸福的黃手帕》。其次，這位年輕的失意編劇口口聲聲說著他想去富良野而不是待在這個莫名的小鎮，則必然會連結到另一名在現實世界中逃出東京的工作地獄、移居北海道進行創作、之後卻更上一層樓的知名劇作家：倉本聰。

（圖：取自不便的便利屋官網）

倉本聰在1977年移居北海道的富良野市之後，以當地為背景陸續創作出三部膾炙人口的電視劇劇本，也就是所謂的「富良野三部曲」：《來自北國》（1981-2002）、《溫柔時光》（2005）以及《風之花園》（2008）。他不僅在富良野的廢棄高爾夫球場裡經營戲劇學校「富良野塾」與進行森林復育活動，並且也將重要的戲劇佈景（如「森之時計」咖啡屋與「風之花園」等）都建造在其中。戲劇播映完畢後，這些重要的戲劇場景便成為戲迷們前往朝聖的「聖地」，也給富良野留下無價的觀光文化資產。

對照之下，出身於北海道赤平市的鈴井貴之對於前輩的致敬亦不只限於戲劇本身。在《不便的便利屋》劇末所發生的集體堆雪人破金氏世界紀錄之情節，其實並非虛構的故事，而是與戲班的拍攝同步規劃，且實際在赤平市當地舉辦並入鏡的地方宣傳活動；戲殺青之後，這個一小時內堆出2036個雪人的世界紀錄也多少為赤平市創造了新的話題與曝光率。

（圖：不便的便利屋官方推特）

然而，堆雪人的世界紀錄與一齣電視劇是否能夠改變赤平市的發展？

《限界集落株式會社》中所刻劃的企業化村落能否在現實世界中順利運作而不造成新的社會問題？真實版《拿破崙之村》石川縣羽咋市的成功經驗，能不能幫助其他政經自然條件各不相同的偏鄉地區？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一時之間都尚未可知。但這些戲碼能啟發我們的一件事，或許就在於：

我們必須持續提醒自己，發展地方經濟終究只是追求幸福生活理想的一部分（即便可能是很基礎的部份），而非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