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22 楊富民
為了防止「地方消滅」而生的地方創生政策，真的了解「地方」的內涵嗎？「地方消滅」包含了許多層面，如果不理解「地方」的意義，那麼消滅的將不只是人口、不只是文化，還可能是更深刻的地方價值。
在開啟地方創生之前，我們真的明白鄉村地區發生了什麼問題嗎？我並不認為「地方消滅」僅僅只是人口減少，它還包含了不同層面上的「地方消滅」。但在這之前，我們或許應該先明白，「地方」是什麼？
地方是什麼？
在所有探討相關土地、居所的論述中，我常引用美國華裔學者段義孚（Tuan Yi-Fu）在其人文主義地理學上的探討。他認為，我們的居所基本上可以區分成為「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兩者之間的關係在於：「空間」是經過我們賦予意義之後，轉變成為「地方」，意即「地方」是對個人而言有意義的場所、價值凝聚地所在，「空間」則是對個人無意義的場所。
在這樣空間轉變地方的過程中，賦予地方意義的關鍵在於「經驗」。在段義孚最著名的著作《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 :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便提及，經驗使我們對一個地方從冷漠到熱愛，經驗也讓我們重新定義一個所在。
他甚至將空間的經驗擴及到我們對於母愛的感受上：當一個嬰孩感到餓了、涼了，或者無人搭理時，他們都在母親的身體上得到滿足，感受溫暖、哺乳，甚至是愛。因此母親的身體對於一個嬰兒的意義，遠遠超過我們所想像的。
家鄉為什麼迷人也是如此，她如同我們在幼年時期感受到的母親身體一般，家鄉是第一個對個體而言有意義的開放場所：我們在家鄉社會化、產生人際關係、開始跟家庭以外的世界互動；甚至在某些時候，我們認知的世界就是這一方土地。更可以說，土地不只長出作物，也同樣的長出人，每個人都像某片土地上的「特有種」－－因為在這片土地上所經歷的各項事物，最後變成我們的經驗，使我們成為某種樣貌的人。
「地方」是一個對個體有意義、有情感的，並且凝聚在地價值地所在；地方文化，我更傾向於某些時刻把文化解釋成為「指南」，是生活在某一地的方法或習慣。明白地方文化的人，或者出生於某片土地上的人，自然而然地便知道如何在那片土地上生活。
兩種「地方」消滅
當下的地方創生議題，對應的「地方消滅」，幾乎都直指著人口，不外乎提及農村地區因為高齡化、少子化、青年外流，人口逐漸減少的鄉村面臨著村落消亡的危機。這是當下討論最熱烈的、也最常見的「地方消滅」論點，可謂第一種地方消滅。
在上一篇拙作〈有工作機會就能吸引人口？別再用都市看鄉村！〉中也談及第二種「地方消滅」：地方消滅不應該只從人口上面來看，更應該要延伸至當代的教育制度。因為當代的教育制度，將地方的經驗抽離，使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喪失對應土地日常的能力；這也是我認為，我們這一輩青年離開家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我不知道如何在家鄉生活」，也就是他們喪失原本應該要擁有的那本「地方指南」。
至少在我的訪談經驗與同儕的對話中，問及為什麼不回家鄉，許多人回答都是「不知道做什麼」。但是「不知道做什麼」這樣的原因深究下去，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沒有工作（但有可能是沒有他要的工作）、薪水太低（都會區薪水高但是生活開銷也高），而是真正的如字面上的意思－－「我不知道回到家鄉能做什麼」。
這是我們教育政策制定失敗上而導致的地方消滅，讓青年返鄉後變得無能，它可能比人口減少的議題更早發生，早在1970、1980年代的台灣就埋下伏筆。
第三種地方消滅
當我們擴大探討地方消滅的原因，不僅侷限於人口減少，還應該包含教育上的地方文化消滅，以及第三種的地方消滅，也是我在本篇重點要提及的「地方價值」的消滅。
借用美國地區常在討論都會變化、都市更新政策時發生的社會問題：「縉紳化（gentrification）」。所謂的縉紳化，簡單而言是一個舊有的區域因為都市的更新、重建，又或不同的原因，促使中產階級或富有階級逐漸進入到該翻新區域，迫使當地的居民因為租金、稅金、房價等不同原因遷出。
在《如何謀殺一座城市》（How to Kill a City: Gentrific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Fight for the Neighborhood）一書便舉了幾個美國經典的案例，紐澳良、舊金山、紐約……。當地的政府引入大量的企業資源，成立科技園區、獎勵投資、劃設商業區等等的方式，雖然成功地使地方的經濟復甦，但是隨之引起的高租金與房價和稅金，讓原有的居民離開故土，由外來的中產階級接收他們的土地與房產。
那些地區真的如同原本居民們所希望的那樣重獲新生，人們在那裡賺錢，過上好的生活，但受利者卻已不是原本的居民。更悲劇的事情是，若是能抵擋得住高房價、高租金、高稅金的原居民，他們也無法抵擋整個街區或居所的改變。
因為當那些中產階級遷入後，他們開始獲取在社區的話語權，人數越來越多，甚至逐漸超越原有的居民。最後整個地方的發展與文化，也就變成因應這一群新的居民而生。舊有的街區文化、地方文化，在社區居民們狂歡著「社區振興」的同時，也走上了滅亡的途徑。
台灣的「縉紳化」？
同樣的問題，是否也發生在今日的台灣？
答案或許是肯定的，但卻以不同的面貌發生在台灣的鄉村地區，至少與美國的縉紳化蘊含著種族主義、以及人口驅離的情況有異。最明顯的例子當屬宜蘭。
宜蘭自雪隧開通，加上政府極其失敗的農舍與農地政策，使得宜蘭農業的主產物幾乎都快成為「豪宅」與「民宿」；花蓮也遇到類似的狀況，土地再也不種植作物，許多返鄉務農的青農找農地耕種就成為一個大問題，更別提農地的買賣：豐田最昂貴的農地近四分要4千8百萬元，平均一坪近4萬元，便宜一點的農地一坪約6000元，四分地也得要720萬元－－上面說的是四分地，距離能讓有機農夫養活的一公頃土地，還差了將近六分的農地。
過程間，土地的轉移成為財富階級的資本，而不是勞動者的資本；新擁有土地的財富階級，也不再像過去的地主，樂於將土地租給佃農使農地保有生產；他們更樂於將農地轉變成為建築物，甚至放置著當作荒地也毫無所謂。它與美國都會地區所提及的縉紳化，最大的區別在於，它未造成「居民洗牌」，甚至當地民眾還交換土地得到經濟上的利益。
但是，當這些外來的資產者漸漸地掌握土地，掌握農村最重要的資源，也在無形之中改變鄉村地區的樣貌與文化，與美國地縉紳化結果異曲同工。先是民宿、豪宅的增多，再來則是觀光客、遊客的增加，於是宜蘭就變成「宜蘭度假園區」、「台北後花園」－－地方的價值與意義流失與改變。雖然鄉村地區的人口仍然在，但是農村的結構卻徹底地被瓦解。
這是我所提及的第三種地方消滅，一個社區原本具有多元、複雜，且豐富意義和不同價值的所在，在資本主義與經濟利益的審視中變成數字、待價而沽：將社區作為滿足經濟利益的所在，也將土地的價值以經濟衡量，使得社區、家、土地淪為一件商品。
地方創生的隱憂
實際上，地方創生真的有可能會將未來台灣的鄉村變成「縉紳化」的絕佳地區，在《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行政院1080103核定本）》中便提及，地方創生的相關法規調適，將開放以下幾點：一、稅賦與租金優惠；二、調適土地使用及觀光法規；三、活化既有土地及設施。
第一點簡明而言，是企業若善盡CSR，或投資地方創生推動區域，能獲得減稅或租金減免，取得相關空間與土地。第二點，則是將會開放農地的容許使用項目，並某種程度上重劃山坡地與保安林地使用；其中還包含了農業推展觀光。第三點，則是將廢棄學校、公有建築等提供地方創生推動使用。
這三大法規的調適，在現有以產業做為主導的地方創生政策中，都有極大地可能將會由企業直接作為最主要的受利對象；在還無法評估企業受利後進駐鄉村的相關優劣時，我們的地方創生的相關法規中，卻沒有任何一項相關法令保障現有居民的居住權，來面對未來地方創生推動區域可能產生的縉紳化問題。
這也暴露我們台灣的國家政策中，長期以來對於住宅保障與權利的忽視。甚至可以說，國家的發展政策中，從來都未曾正視過這麼一個問題－－地方的居民是誰？地方究竟屬於誰的？這就好像過去許多都市更新的案例，地方政府需要的僅是把醜陋的市容變得漂亮，至於原本居住在那裡的居民（以及遊民）去哪裡了？是否有享受到都市更新的福利？並不重要，因為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新興的市景。
相對於都市規畫中探討居民的居住權，我認為我們更應該探討「生活權」。台灣過去的價值觀長期地把「工作」等同於「生活」，兩者之間卻是有著明顯的差異。
至少在探討生活時，工作的確得包含在其中，但卻不是以獲得經濟利益的多寡作為最主要的生活方式，而是關注我們於居所中獲得的安全感、社群，以及居住的實際經驗，這些經驗如何讓我們對土地產生凝聚的價值與正向的回饋，而不僅是單純地認為地方只是居住的空間；探討生活時，我們也不再只是簡單地把活著就認為就是滿足需求，更應該看到那些生活的經驗，如何將空間凝聚成為地方。
我們也沒有必要把移居者、企業當作敵人，但若是當下有意推動地方創生的鄉鎮區域，以及主導協調的國發會未能注重這些課題，及早的進行相關的預防措施或保障，或許地方創生的推動真的能夠達成國土的均衡發展，但是地方卻實際上正在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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