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地國荷蘭比利時水資源管理方面給台灣的啟示~美燕的旅遊日誌之一
2025/07/18 美燕
過去十天的荷蘭比利時走讀行程，我走訪了荷蘭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烏特勒支，及比利時安特衛普、布魯日與達姆，看見的不只是美麗的運河與古城，而是一套成熟又持續進化中的「水資源治理文化」。
荷蘭與比利時是名符其實的「低地國」-大片國土低於海平面，年年面臨河川洪水、風暴潮與極端氣候風險。但他們選擇的不是單純「防水」，而是深層的轉向：讓水進來，與水共處，讓水變成城市設計的一部分。這讓我不禁思考：台灣，一個四面環海、山多河短、氣候變化日益劇烈的島嶼，我們的水資源治理，能否走出同樣的方向？
漫步在阿姆斯特丹彎彎曲曲的運河邊，看著一艘艘靜靜停靠的船屋與優雅滑行的遊艇，彷彿整座城市正悠然地漂浮在水上。這座「北方威尼斯」的運河系統，始於 17 世紀，也就是荷蘭的黃金時代。當時，阿姆斯特丹是世界貿易的中心，城市為了容納不斷增長的人口與貨物，規劃出一套精密的同心圓運河網絡，稱為「運河帶（Grachtengordel）」。這些人工開鑿的水道不只解決了排水、防洪問題，也成為貿易與交通的重要動脈。
在阿姆斯特丹北部，我親訪了漂浮社區 Schoonschip。這裡的住戶住在漂浮平台上，每戶皆以太陽能供電，收集雨水再利用、污水就地處理。這並非個案，而是荷蘭政府積極支持的「氣候適應住宅」政策之一。過去的傳統船屋，多數為平房式船屋，設計較為簡單，並且都是單艘停泊居住。但是隨著水上住宅的需求，已經有設計團隊從社區的角度出發，開發漂浮社區。位於阿姆斯特丹北岸的Schoonschip社區，約有40多戶房屋建在水上，但是底部不再是船隻，而是堅固的中空水泥，有浮力更防腐，房屋是二樓式建築，屋主在規範的單位面積上，可以設計自己喜歡的房型。
來到這裏，我聽著幾位在地居民分享從2008年幾個好友找建築師開始籌辦漂浮社區，歷經協調、設計及跟政府溝通到2019年夢想實踐的過程。這個水上社區由 46戶家庭、30艘漂浮住宅 組成，每一戶都是獨特設計的永續建築。
有位自籌辦就參與的住戶說：「我們不只是想住在水上，而是要共同設計一個能與氣候變遷共存的永續生活方式。」他分享了許多居民自組合作社、與建築師合作設計、討論能源共享系統與汙水循環再利用的過程。這不是開發商主導的建案，而是一群人用社區共識推動的實驗生活。社區有木棧道連結相通，居民許多是深具環保理念的人士，組成有協會，推動漂浮社區的理念。房屋四周有固定基樁，遇上颱風洪水，房屋不會飄移碰撞，但是可依水位上下避災。46戶共同維持可持續的生活系統，太陽能板提供大部分電力，微電網與區塊鏈平台管理能源流動，住戶之間能「借用」多餘的電力；真空馬桶與水資源回收系統讓用水量大幅降低；運河水透過熱泵轉換為室內暖氣。這裡不只是一個家園，更是一個示範區。透過周遭資源「自給自足」的取用和再利用，這些座落於河畔的住房，以自成一格的當代型態，為「永續城市」樹立了美好的典範。
這讓我思考台灣的沿海聚落，如台南安南、彰化王功、宜蘭五結等地，面對地層下陷與海平面上升，是否也能轉向漂浮建築或「可退式海岸規劃」來預留彈性？
在鹿特丹，我看見了「水不藏起來，而是設計出來」的實踐。Benthemplein水廣場既是市民休閒空間，也是暴雨來臨時的滯洪池。鹿特丹的 Benthemplein 水廣場是全球首個真正落成的「水廣場」，將防洪基礎設施與公共生活空間結合。設計團隊 De Urbanisten 不採用傳統地下排水，而是讓雨水「現身」，透過三個凹陷池蓄洪，同時提供籃球場、滑板場與聚會空間。彩繪地面標示水位，讓民眾理解水的動線。
這個廣場是與居民、學校、教會與劇院合作規劃的，回應不同使用需求。資金來自水利建設預算，反映出氣候調適也能成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Benthemplein 的設計思維啟發全球，展現城市如何從單純排水轉向與水共生，為面對極端氣候的亞洲城市提供了實踐參考。我想到台灣都市面對午後雷陣雨與都市積水時，我們依然倚賴地下箱涵與抽水站，而忽略了地表水空間的可能性。倘若台北、新北或高雄開始思考「水如何現身」，我們的街道是否也能成為能呼吸、能對話的城市風景？
烏特勒支Utrecht曾將市中心運河填平建道路，後來再度挖掘還原河道，不只是景觀改善，更是滯洪、冷卻、恢復城市水循環的重要步驟。這條名為 Catharijnesingel 的運河，最早可追溯至1122年，是圍繞中世紀烏特勒支城牆的護城河系統之一。它不僅具有軍事與交通意義，也是城市景觀的一部分。然而，在1960年代末與1970年代初，當時的城市規劃強調「汽車優先」的現代主義精神，決定填平這段運河，改建為12車道的下沉式高速公路 Catharijnebaan，目的是讓人們能更方便地開車到中央車站及購物中心。原本水岸綠蔭的景致，被混凝土與車流取代。
進入1990年代後，市民與規劃者逐漸意識到，這段車道不僅無法有效紓解交通，還破壞了城市原有的人文與自然環境。2002年，經由市民公投通過，烏特勒支決定將這段「錯誤的現代化」改過來，讓水回來。這不只是對過往失誤的反省，更是一種對綠色生活、永續城市的重新想像。
2015年起，城市啟動復原工程，歷時五年。在2020年，消失近50年的 Catharijnesingel 運河正式回歸城市地景。原有的高速公路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條完整的水道，結合綠地與慢行步道。工程不只重建了運河本體，也恢復了古老的碼頭與河岸線，並與鄰近的 Zocherpark 公園無縫融合，成為一條綠意盎然的水上長廊。
今日的 Catharijnesingel 不再是車輛穿梭的通道，而是市民可以划船、慢跑、散步的公共空間。沿岸植滿原生植物，夏天甚至還可見到人們在水中游泳、乘船悠遊。這裡成為了都市的氣候韌性系統（幫助排洪、降溫）、生物多樣性棲地及心理療癒的綠色空間。這讓我聯想到台灣許多被覆蓋的暗渠與圳路（如台北的瑠公圳），若能重新回到都市系統中，也許不只是歷史記憶的復甦，更能改善水文與生態條件。
比利時在斯海爾德河推動的 SIGMA 計畫，選擇讓部分農地轉型為氾濫區與濕地保留帶。我想到台灣部分河川兩側仍高度水泥化，若能讓淡水河、高屏溪、濁水溪有更多空間發揮自然調節功能，或許更能減輕工程負擔，也提升生物多樣性。
台灣與荷比最大的不同，是我們對水的想像仍偏向「防禦」與「疏導」。但在極端氣候成為常態的時代，這樣的思維正面臨挑戰。這趟旅程讓我反思：我們能否將洪水視為資源，而非災難？將都市空間重新設計為可以收水、慢水、用水的場域？將治水從工程問題擴展為社會、文化與教育議題？
台灣投注不少經費在防洪，但若缺乏與民眾生活、公共空間、地方記憶整合的治理觀，未來將很難應對氣候的不確定性。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