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為什麼被視為新納粹? 難民潮、極右派，與族群愛憎變遷

【匈牙利現場】匈牙利為什麼被視為新納粹? 難民潮、極右派，與族群愛憎變遷

2015-09-23 16:44:05 聯合新聞網 udn Global

文、攝影／康庭瑜（政治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圖／歐新社

分享

九月一日，布達佩斯車站對難民關閉，試圖阻止來自敘利亞和其他亞非戰區的難民，從匈牙利經由奧地利前往德國尋求庇護。隔日，我經由維也納車站抵達布達佩斯。那之後的好幾天，數百名難民困坐在車站。他們多數是年輕的男人，少數是年輕的夫妻帶著孩子。憤怒的男人集結在車站入口抗議，推擠著警察和記者，拿著標語怒吼「德國、德國」、「自由、自由」，女人和孩子則退到陰涼的角落，或坐或臥。

一夜之間，匈牙利成為歐洲難民危機中，最強硬的鷹派代表。奧地利總理法伊曼（Werner Faymann）近日在受訪時暗示，匈牙利對於難民的處置，令人聯想到當年納粹對待猶太人。

匈牙利政府除了關閉車站，更在邊境架起刺網，許多當時被困在車站的難民，身上都還帶著穿越國界時受的傷。邊境警察使用催淚瓦斯和水炮車，阻止難民進入。車站重新開啟後，部分難民歡欣的以為自己搭上通往奧地利的火車，然而火車卻違反難民意願，將難民帶往匈牙利郊外的難民營。相較於因為公開發表溫和難民政策而成為難民主要目的地的德國和瑞典，以及義大利跟希臘這兩個難民抵歐的第一線國家，匈牙利的邊境管制手段最為強硬。

匈牙利總理奧班 （Viktor Orbán）甚至在記者會中聲稱，這些人不應該被稱為「難民」；在奧班的政治論述中，這些闖入他國邊境的人，不是需要人道援助的流離失依者，而是非法入境的可疑犯罪者，應使用警察權強力控制。

布達佩斯的民間反應，跟同樣湧入難民的維也納、慕尼黑，也形成鮮明對比。維也納車站中，當地民眾為難民募集了豐沛的物資，並發起聲援活動。慕尼黑身為難民主要的目的地城市之一，則有許多民眾帶著自製的食物、糖果和玩具，手持歡迎標語迎接難民。

而布達佩斯車站難民的景況天差地遠。在布達佩斯車站，沒能見到太多食物、水和其他物資，也缺乏換衣盥洗的空間，難民在惡劣的環境茫然等待。有幾日，匈牙利極右派團體在車站聚集，朝難民吼著「離開、離開、離開匈牙利」。

在布達佩斯車站極右派集結對難民抗議的同時，匈牙利國會大廈前也有一群由左傾的匈牙利人民聚集，抗議匈牙利總理對難民的強硬治理手段。

分享

▎經濟蕭條催生排外思潮

匈牙利在政策上和社會上，為何會在這批受難民潮影響的國家中，成為鷹派發言人？奧班政府強硬的立場跟極右派的排外情緒，是匈牙利主流意見嗎？我試著訪問幾位布達佩斯在地人，一位在國會大廈前參與反奧班政府示威的受訪者，對我指出排外右傾思潮在當前匈牙利的興盛：

「我們對奧班政府處理難民的方式非常不滿，但很不幸的這是匈牙利的主流民意。為什麼？我們是一個老化的社會，保守思想的人很多。歐盟會員國間人口可以自由移動，年輕人都跑到比較有錢的西歐國家工作，剩下來的人觀念保守，對外來事物比較不能適應。資本主義和全球化也使得房價高漲且經濟惡化，我女朋友都不敢嫁給我，因為我買不起房子，誰敢生孩子，人口就更老化。這種經濟狀況也讓人民很憤怒，會把外來者當代罪羔羊。」

這個說法，從匈牙利人口結構和經濟面，勾勒出排外思潮成為主流的近因。匈牙利排外極右派的快速發展，在歐洲並不是特例。近年來反移民的極右派政黨板塊，在歐洲多個國家都發生了程度不等的擴張，而匈牙利正是這些國家之中擴張幅度最大者之一。歐洲的極右思潮有其數十年來的遠因，然而其近幾年的迅速發展，時常被認為與金融海嘯以來歐洲的經濟低潮和撙節政策有關。許多國家面對經濟危機時採取撙節公共支出的政策，轉向新自由主義式的治理。人民看見大排長龍的醫院、品質低落的教育、被刪減的社會補助，開始怪罪大量的移民和「外人」排擠了公共資源。這幾年，在許多歐洲國家，越是採取撙節政策的地方，排外反移民的極右思潮就越興盛，極右政黨的支持率也越高。

匈牙利自金融海嘯以來採取了一系列的樽節政策，身為歐盟中經濟體質較弱的前共產國家，在歐盟統合過程中，資金和人力也向西歐流失，使得國族中心式的排外思潮更加風起雲湧。歐盟雖然為匈牙利帶來更多的貿易機會，然而許多是低附加價值的製造業，跨國公司賺取了其中大部分的資本。歐盟自由移動區使得當地青壯年人力大量移往西歐薪資條件較佳的國家，包括英國與德國。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人力資本外流的腳步不斷加速，2014年外流的人力就是2009年的六倍，而這些大多是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這些經濟上的剝奪感都成為極右思潮和強烈國族主義的發展基礎。

布達佩斯車站對難民關閉時，數百名難民在車站住下，等候通行。

分享

▎從極右派盟友到敵人的伊斯蘭

然而，歷史上匈牙利的排外極右派，和許多歐洲國家不同：在極右派興起的西方國家，包括許多西歐國家和美國，伊斯蘭都是極右派的主要恐懼對象，但傳統上匈牙利的極右派與伊斯蘭卻相對友好。伊斯蘭族群在匈牙利人口較小，一直以來都不是多元種族地景中的明顯標的，匈牙利的極右排外思潮向來針對的是猶太人和羅姆人（即：吉普賽人）。正因為匈牙利的種族排外傳統主要是排斥猶太人，當地極右思潮在以色列議題上，一直對巴勒斯坦和伊斯蘭抱持同情的態度。

匈牙利極右派領袖沃納（Gábor Vona）前不久還曾經公開發言（註1），稱讚伊斯蘭是「這個全球化和自由化的黑暗世界裡，人性唯一的希望」。在匈牙利極右派的價值體系裡，伊斯蘭似乎象徵了一切值得稱頌的事物：反自由派、反西化、保守的生活方式、對信仰的執著、反美國、反以色列、反全球化與反變動。

然而，這個長久以來伊斯蘭與匈牙利極右派的友好關係，卻在這一波以穆斯林為主的難民潮中，快速改變。面對大批穆斯林難民湧入，匈牙利排外的政治論述轉而針對伊斯蘭，將之描繪為對匈牙利核心價值的主要威脅。總理奧班就針對難民潮表示「我們怎麼能收敘利亞難民呢？他們會威脅我們歐洲基督教的傳統」。

一位匈牙利當地的伊斯蘭領袖就感嘆（註2），「我們向來與極右派沒有衝突，我們一直認為他們會放過伊斯蘭，甚至認為他們對伊斯蘭的情況抱持同情。我們之中的很多人，不久前才因極右派稱讚我們是人性最後的希望而投票給他們，但很快的，我們卻已經取代猶太人和羅姆人，成為他們主要的敵人了」。

伊斯蘭本是匈牙利極右派「敵人的敵人」，因而成為盟友，但等到這些湧入的人潮足夠威脅當地的族群地景時，很快的就從朋友變成主要敵人。排外思潮不斷指認異端的本質，不禁令人聯想起不久之前，在同一個地理背景發生猶太屠殺時，馬丁尼莫拉的名言「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因我不是共產主義者。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我保持沉默，因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站出來說話，因我不是工會成員。當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因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要追殺我，便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歐盟的致命缺陷

把這次難民潮的種族政治放到匈牙利之外，放到更廣的歐盟結構面向上來討論，一方面，歐盟成員國中有對難民採取溫和政策的德國和瑞典，另一方面，歐盟也有排外思潮引導的政府，如匈牙利與英國。歐盟的內部對立導致一場相互譴責的遊戲，比如匈牙利政府就抱怨德國對難民過度友善的態度殃及匈牙利。外人看來，歐盟國目前一團亂，希臘危機未平，難民危機又起。

然而，希臘危機和難民危機同時出現並不是巧合，它們都同時指向歐盟的一個致命缺陷：不夠統合，又太過統合。各成員國政府對於許多國內事項（如：社會福利支出、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保有充分的決定權，他國無法完全干預，然而，這些決定的後果，他國卻需要買單。單一貨幣危機和申根自由移動協議危機要不就需更強有力的單一決策單位來支持，要不就需要更進一步的解散。

歐盟的選擇是什麼，也許只能靜待難民事件的發展來觀察。

▎備註

註1：

資料來源：Channel 4（2015.04.03）：來源。

註2：

資料來源：The Hungarian Free Press（2015.07.27）：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