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教室，無國界: 他們為什麼排華？殖民、華商與東南亞的糾葛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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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移民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在太平洋戰爭（1941～1945）以及戰後東南亞殖民主義崩解的歷史環境中，經歷了嚴峻的考驗。殖民政府曾主宰當地的社會環境，華人在那裡工作、承受苦難，往往也獲得成功。殖民者和當地統治者依靠華人去打理財務體系、建設城市、為城市提供各種必需品，也依靠華人經營商貿業而創造財富。華人所可獲得的生態棲位多樣且多變，從體力勞動到街頭小販、小店主再到大商家，甚至有時還包括工商業巨頭。這些生態棲位合在一起，形成了遠比中國本土更適合於商業發展的特殊環境，這就是許多華人選擇移民海外的首要原因。

然而，當這個有利環境因為戰爭爆發、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或當地住民的苦難而改變時，原本具有優勢的華人少數族群該如何是好？而當華人古老的祖國成為一個統一的新革命政體的時候，東南亞華人的地位又因此發生了哪些變化？

日本侵略和西方殖民主義的沒落

日本對於西方帝國主義衝擊的反應，推動他們走上了一條中央集權、工業化民族國家的道路，並隨後成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向外擴張的第一步，是在第一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中打敗了中國，並於1895年吞併台灣，將台灣島改造成太平洋商貿網路上的中心轉運地。當西方深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之時，日本利用此一天賜良機，加緊向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擴張。1942年，日本發動閃電偷襲（blitzkrieg），當時忙著應付德國入侵的西方政府，根本無暇顧及東南亞殖民地的防務問題。

日本在令人難以置信的極短時間內，便占領了馬來亞、新加坡和荷屬東印度，隨之在前西方殖民地建立起了他們的政經制度、實施對當地民眾的管控，並且特別嚴酷地打擊當地華人。對於當地經濟運行所必須的商家，日本允許他們繼續開店、開工廠，但強迫他們繳納高額的「奉納金」，為占領當局提供經濟支持。1942年初，日本當局大批逮捕並殘殺了那些曾經（有嫌疑）參加過抗日運動的華人：僅僅在新加坡一處，慘遭殺害的華人就高達3萬，在馬來亞華人集中的大城市如太平和檳榔嶼，也有數千人慘遭屠戮。

一些武裝抗日的領導人逃亡海外，新加坡富商陳嘉庚被迫亡命至爪哇的窮鄉僻壤，還有一些人則以馬來亞叢林為基地組織武裝抗日，他們在華人共產黨員的領導下，以共產黨的革命理論為指導成立了「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成員以客家人為主，得到來自英國的軍備支援和軍事指導，一直堅持到大戰結束之後，並且成為戰後馬來亞武裝起義的核心力量。

在荷屬東印度，日本占領者對華人威脅恐嚇並沒收他們的財產，由此掠奪了巨額財富。然而，也有少數華人在日軍占領時期找到生財之道。日本占領當局為了自身利益，還是必須維護經濟運轉，故而曾支持一些在地住民商人與華商，成立了名為「組合」（kumiai）的經濟機構，由華人與印尼本土上層人士一起擔任工商經理人。在印尼獨立之後，此類模式依舊延續，發展成為所謂的「阿里－峇峇」（Ali-Baba）體制，即由一位華人和一位印尼人聯手合作，華人從事具體的經營管理，印尼人則提供政治保護。

日本占領還給一些新的華人企業家群體提供了機會。東南亞海洋與陸上的貿易機會處處充滿風險，然而這對於華人移民中地位較低但又具有冒險精神的新移民而言，則具有極大吸引力；尤其是那些較小方言群的新移民（以來自福建北部福清地區的移民為突出代表），他們緊緊把握住這個切入東印度經濟圈的機遇。這些具有創業精神的移民生活在印尼人之中，與印尼人通婚、學習印尼的語言；他們與土生華人相比具有更多的優勢，例如他們懂中文，因此可以透過中文書寫去和日本占領者交流。在印尼獨立之後，其中一部分人得以爬上當地華人經濟的頂層。

在殖民主義趨於瓦解的關鍵性時刻，對於經歷了東南亞的「前殖民地」階段與「新國家」階段的華人少數族群而言，太平洋戰爭所造成的影響極其深遠。儘管戰前的「救國」運動導致東南亞華人中出現了不少「泛華主義」的愛國者，然而此後，多數海外華人較是受到生活當地社會狀況的影響。

排華主義的根源

自20世紀初開始，東南亞民族主義的興起和民族國家的建立，就伴隨著對華人少數族群的歧視甚至於更惡劣傷害。排華主義表現出粗暴的性格，同時為排華政策設計了細緻的合理化說詞。然而，這種做法其實是源於殖民主義對於當地住民群體──海外華人長期生活於其中的那個「異族」社會──的長期潛移默化。伴隨著西方人撤出亞洲殖民地的那個漫長、血腥過程，作為少數族群的華人在此地區的命運和前途都被徹底地改變了。

印尼雖然是一個新獨立的民族國家，但是其排華主義已具有長久的歷史。早在20 世紀初，當地民眾中流行的種族救贖論調，就將排華的敵意與宗教信仰、社會階級、甚至與反對殖民主義的仇恨連成一氣。印尼本土崛起的知識菁英利用爭取自由、自主等含糊的口號組織群眾運動，並且將鬥爭的目標指向了當地的華人。他們攻擊當地的華人乃是資產階級、是異教徒、是外國人、並且是他們又敬又畏的荷蘭人的共犯。

一個伊斯蘭兄弟會組織「伊斯蘭聯盟」於1913年建立之際，不時發生傷害甚至殺害華人的事件。當地那些目不識丁的農民產生出了一種恐怖的幻覺，他們認為必須將所有華人趕盡殺絕，將華人占有的土地奪回，並且將荷蘭人驅逐出境。頗為諷刺的是，這場排華運動其實早始於荷蘭殖民當局推行「道義政策」加害華人之時。這個在荷屬東印度推行的政策包括剝奪和限制華人在經濟、居住和旅行等方面享有的優惠待遇，其目的顯然是為了保護所謂長期受壓迫的弱勢「在地住民」。

而在華人那一方，他們深感痛苦之餘，則希望能夠借助於中國的國家復興來增強本群體的自信。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東印度的華人開始揚眉吐氣，他們剪辮子、著西服，並且（在當地人看來）在非華人面前表現得更加「趾高氣昂」。中國的國家建設和革命事業的發展，令其海外僑民的民族自豪感大為提升，然而海外華人新興的自豪感，卻更加刺激了周遭異族對於華人的反感。當地住民心中的不滿日積月累，加上與攻擊殖民統治者相比，攻擊華人不會遇到什麼麻煩，排華運動的爆發也就不足為奇了。

印尼人發起排華運動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華人將經營領域拓展到了原本由當地伊斯蘭商人主宰的領域，如菸草行業。不過，對華人而言，當荷蘭殖民當局取消了華人的包稅特權之後，華人商家為了適應新環境，自然得設法進入其他不同的經濟領域。

阿沙特主義：華人就是華人，他們會傷害印尼

在剛取得獨立的印尼，當地民眾得知原本由荷蘭掌控的經濟領域正被華人所接管，排華聲浪立刻甚囂塵上。印尼商人阿沙特（Assaat）帶頭發起了一系列的攻擊行動，後來將此類行動以他的名字命名為「阿沙特主義」（Assaatism）。阿沙特所極力呼籲的，是必須在經濟權利和地位上給予印尼在地住民優惠待遇，排斥華人，他攻擊的主要目標則是印尼籍的華人及其後裔。他警告道，新誕生的印尼的經濟命脈可能被華人所宰制，印尼在地住民應當堅決奮起阻止。

阿沙特的這些言論顯然充斥著種族主義色彩。根據他的觀點，華人就是華人，永遠不可改變，華人在社會上和經濟上的排他性令人憤慨、不可容忍；即使華人入籍成為印尼公民，他們那種無孔不入的本性也是任何「真正的」印尼人絕對無法接受的。他主張，華人在經濟上的權力是「荷蘭殖民主義的遺產」，必須加以打擊，才能維護印尼在地住民的利益。

印尼社會的確存在著對於那些華人富商的普遍妒忌。但是，雖然華人經商比例特別高，但是並非所有經商的華人都是富豪，而且在地住民中的富豪並沒有遭到相似的批判。阿沙阿特主義推行的結果之一，是在西爪哇頒布了嚴禁華人在農村地區經營零售業的法令。由於該法令，大約有10萬華人被迫離開印尼，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派輪船將他們接回中國重新安置。

來自殖民時代的恩怨

在東南亞後殖民時代的民族國家中，排華主義在印尼最為根深蒂固。印尼的政治、宗教到族群結構，再加上長期殖民歷史的影響，都使得「華人問題」（Chinese problem）成為該國無所不在的特殊陰影。那麼，究竟為何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之中，華人作為印尼的一個少數族群，一直處於贊助者與被害者的角色之間而遭受傷害？這個謎底必須追溯到殖民時代，從殖民者如何在經濟上利用華人的歷史中去尋找答案。

印尼華人控制著市場經濟的重要環節，從大型企業一直到鄉村小店，都掌握在他們手中，他們顯然比周邊在地住民要富裕些（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如此，但作為一個群體而言則的確如此）。因此，當地人既痛恨厭惡這些華人，卻又在生活中離不開他們。

自殖民時代以來，印尼的每一任統治者都在華人問題上左右為難──究竟應該讓他們在經濟上發揮更好的作用，使自身也從中獲利，或是乾脆把華人趕走？他們發現前者行不通，因為這會遭到本地民眾的反對；而後者也做不到，因為當地經濟運作離不開華人。結果就在兩個極端之間忽左忽右，或是對華人少數族群時而寬容、時而歧視。

然而，此問題超出了經濟領域，在1965年那場流產的政變發生之後，印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降到了歷史最低點。此時，印尼當局在提及中國時，不再使用「中國」（Tiongkok）這一北京和台灣都使用的正式名稱，而改用戰前日本人使用的、帶有明顯歧視意味的「支那」（Tjina）一詞。北京對此提出了嚴重抗議，但印尼方面拒不理睬。

印尼如此改變名稱的目的究竟何在？根據一名印尼官員給出的理由，改變名稱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的人民不再感到卑微，同時……也不允許我們國內那些人（即華裔）有此優越意識」。這就是印尼「華人問題」的癥結所在：印尼在地住民心中長期積蓄的屈辱與憤慨之情，在殖民統治崩潰之後仍然延續。換言之，早在荷蘭殖民統治時期將印尼在地住民置於社會底層時，「華人問題」就已經埋下了禍根。

荷蘭殖民當局將華人列為二等公民，即華人雖然位居殖民者之下，卻位居於在地住民之上。荷蘭人將當地住民叫做「土人」（inboorling），雖然本意是「原住民」，但實際上還包含有「野蠻人」的意思。荷蘭殖民當局推行的等級制度既保證華人（嚴禁提升其地位，也不准其下降）能夠繼續充當中間人的角色，又保證那些「土人」只能充當農業勞動力，從而讓整個殖民地能夠如殖民者之願而運作獲利。正是由於這一段歷史經歷，印尼主體民族一直認知自身是受到折磨剝削的受害者。

進入近代以來，印尼主體民族一直被稱為「原住民」（pribumi），充滿怨恨地怒視自己在殖民統治時期被置於社會底層的歷史。如今，「原住民」預示著特權、意味著自豪，但同時也隱含著恥辱、孕育著仇恨。那麼，華人少數族群中長期累積的「優越感」又是什麼呢？土生華人在荷蘭殖民統治下獲得了優勢地位，進入殖民統治後期，隨著中國的復興，又進一步提升了自豪感。於是，當印尼處於轉型社會的焦慮期時，印尼華人在歷史上曾經獲得的特權地位，與他們新生的民族主義情感相匯合，構成了維護自己作為少數民族地位的集體自尊；當地住民則因此將這一點視為某種形式的種族性跋扈，這也是頗為自然！歷史上積累下來的仇恨，加上穆斯林和異教徒之間的隔閡，以及歷屆印尼政府經濟上持續的不安全感，這一切相互疊加交錯，印尼華裔因此成為明顯的替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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