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日頭翻過山脈，天光大亮，我就回到畫室，面對著空白的畫布，想畫下大坡池沒有日光時的寧靜，想畫下水渠裡錚錚淙淙的水聲……
池上之春。 攝影／李昌隆
文／蔣勳
一個關於便當的故事
2016年初春節有九天連假，我不在池上。
這幾年，一到周末，池上遊客就多起來。如果是超過三天以上的連假，湧進來的人就更驚人。遊客如潮水，小小的鄉村，原有簡樸寧靜的生活自然被淹沒了。
我在池上住了一年多，日日享受安靜無人的村居生活，大概覺得自己福分太多，不應該霸占，不應該獨享，慢慢連假日就離開池上，把這裡的一切留給別人。
春假過後，我回到池上，許多人臉上驚魂甫定，好像經歷一場大戰。
「很多人嗎？」我問。
「光火車站附近的便當一天賣了八千個──」有人這樣回答。
一天「八千便當」，對一個總共只有六千人口的農村而言，是有點像被「淹沒」了吧。
池上人口少，中山路上傳統服務鄉民的產業都有一定規矩。我常去的「吉本肉圓」，三代經營，年輕一代遵守古法，四神湯的湯底熬得到位，芡實、薏仁、淮山都入口即化。我吃的時候不加豬腸，一樣濃郁淳厚。生意的對象都是左鄰右舍，對象是認識的人，自然不會草率敷衍。他們的肉圓、米苔目都好，因為池上的米就夠好。池上遊客多的時候，年輕的帥妹賴品毓忙到沒有時間坐下來。她偷偷告訴我，「十一點以前還不夠濃──」但是常常三點鐘去，已經賣完了。他們也不想多做，每天就好好做一鍋，吃到就是緣分，不是都會速食店，為了牟利，快速打發客人，那不是池上人要的。
一個朋友在食安出問題時提出口號：不吃不認識的人做的東西。我笑她太偏激，但我也慢慢相信，島嶼偏鄉還留著許多好東西，像吉本的四神湯，像池上的米，像玉蟾園阿嬤做的豆腐乳，像關山的蜂蜜，像富里陳媽媽的「手路菜」，像家家戶戶自己吃的蘿蔔乾，醃橄欖，自己種給自己吃的枇杷、木瓜、梅子，市場買不到，吃到恍如一夢，原來食物可以這樣本分，健康又好吃。許久以來，縱谷被遺忘在島嶼的一個角落，慶幸還留下了人在產業裡的溫度與認真。
池上被記起來了，都會裡的人像潮水湧進來，池上可以屹立不搖嗎？
關於八千便當的故事，有個哀傷的結尾，一家三口為了趕火車，匆匆擠在人群中買了三個便當上車，小孩打開便當，有滷肉，一口咬下去，「啊！滷肉外面有醬油，裡面都是白的──」
池上長大的孩子都知道，那是賣給觀光客的便當，不用花時間，意思到了就好，外面看是滷肉，沒有人在意裡面是不是滷肉。
不只是池上，所有島嶼還留著人的關心與溫度的產業面臨著同樣被「淹沒」的危機吧。
「有錢為什麼不賺？」你去質問賣便當的，你去質問惡質招客的自行車業者，你去質問給司機分紅招攬遊覽車拉客的大飯店，他們一定這樣回答。
「有錢為什麼不賺？」許多縱谷踏實過生活的人啞口無言。
池上中山路上的幾家好餐廳常常「休息去了」，我常去午餐的「保庇」素食，老闆娘一「休息」就十天，吉本肉圓一休息常常兩星期，我抱怨沒東西吃，年輕帥妹說：「去日本賞楓──」
他們要生活，生活作前提，錢可以賺，錢也可以不賺。人生沒有取捨，最終是悲哀無明的人生吧。
我在池上
我生活在池上，沒有電視，不看報紙，沒有社交應酬。這個小小鄉村，晚上八點，最熱鬧的中山路也少行人了。沒有戲院、卡拉ok，沒有夜店，台九線上的seven，開卡車的司機買了飯包，匆匆來去。他們不算池上居民，只是路過。居民晚餐後多就上床，餐廳也熄燈打烊，拉下鐵門。我因此不多久也習慣這樣作息，八點就上床看書睡覺。
春分以後，天亮得早，遠近雞啼鳥鳴，吱吱喳喳，不起床也似乎愧疚。通常五點鐘就出外散步，看清晨的雲無事在水田上浮盪，流連徘徊。太陽還沒有翻過海岸山脈，稻秧上結著清晨的露水，空氣裡都是植物的香，泥土的香。隔夜苦楝的花香像一片淡淡紫色的霧，還在四處飄浮流蕩，像找不到歸宿的搽了香粉的女子。
我通常出大埔村，沿著水渠往南走，左手邊是東邊海岸山脈，右手邊是西邊中央山脈。山都還沉在暗影中，像沒有甦醒的巨大的獸。走到土地公廟，拜一拜，由南轉東走，朝向萬安村，聽水渠流淌，潺潺湲湲。水渠有引道，嘩嘩連貫到不同高低的田裡，像有說不完的親暱話，要說給每一片不同的田土聽。每一方田裡一樣平平的水，像盛在淺淺的盤中，不多也不少。沿著萬安村再轉向北走，走到大坡池，天還未全亮，霧濛濛的，山影水光像一張濕透未乾的元明水墨，不用題跋，也不需要落款，空靈潔淨到一塵不染。岸邊水鴨驚飛，啞啞叫著，一長隊成群貼著水面掠過，飛到對岸。上一個冬天留下稀疏枯殘荷葉蓮蓬，像水墨裡的乾筆飛白，在春天的溫柔嫵媚裡帶著殘冬的淒厲孤冷。陽光還沒有露臉，色彩也都躲在暗影裡。色彩在等待，只要海岸山脈上一線曙光亮起來，色彩便被召喚醒來，紅的、綠的、黃的、紫的，喧譁繽紛，熱鬧如簇擁著的新妝女子，要一起走出來見客人了。
我或許也是路過吧，等日頭翻過山脈，天光大亮，我就回到畫室，面對著空白的畫布，想畫下大坡池沒有日光時的寧靜，想畫下水渠裡錚錚淙淙的水聲，想畫下苦楝樹春分時四處瀰漫的香氣，想畫下這初春時一個小小村落彷彿被遺忘的乍暖還寒。
然而，池上還是被記起來了，因為商業廣告重複播放，人們記起了這個在縱谷的小鄉村，記起一條沒有路燈兩邊都是水田的美麗道路，記起一棵樹，樹底下坐著一位明星，那棵樹就首當其衝，遊客爭相跟樹拍照，彼此推擠，踩到水田裡去，踩壞了剛插的秧苗，農民哭喪著臉央求：不要踩秧苗。遊客彼此惡言相向，把氣出在農民身上，質問農民：為什麼不插牌子，寫「不准踐踏」！
島嶼有什麼東西變質了？急躁、自私、蠻橫、草率，這個時代還會有真正土地的厚實安靜嗎？
「有錢為什麼不賺？」一日一日隨著變質的將不會只是一個便當而已吧。
黑色騎士
在池上受到很多照顧，池上書局的簡博襄夫婦，農民梁正賢、葉雲忠、張天助，世代住在池上，他們身上有一種篤定沉穩，不誇張、不虛飾矯情，常常是我拿來檢查自己的榜樣。
有一次我問梁正賢：「梁大哥，你覺得池上下一代會傳承下去嗎？」
問得沒頭沒腦，自己也覺得空泛得很，只是我對池上上一代的居民有一種敬重，好像希望在他們身上找到一些對的答案，減低我對類似便當故事的疑慮吧。
梁正賢沒有回答，他對不確定的事果然不隨便妄言。
得不到回答是我沒有認真思索吧，我也相信，解決問題的答案通常不會是一兩個人看似有智慧的一兩句話，而是許多人日積月累默默力行的力量吧。
傍晚以後，入睡前，我習慣到中山路的「田味家」喝一碗張力尤研製烹調的熱杏仁茶。力尤家原來開瓦斯行，池上街上會看到一個斯文優雅的少女，騎摩托車，肩上扛著沉重的瓦斯桶四處送貨。力尤是客家人，家裡本來就有做杏仁茶、牛汶水、草粿的習慣。把家學本業開店服務鄉里，很理所當然。一碗一碗現磨現烹調，不會是大生意，但做的人安然知足，來的人是親戚鄰居，外地人也很容易跟不忙的力尤攀談，不會被當成觀光客。
力尤是台灣好基金會義工，做很多地方的公益的事，也還是沒有把「賺錢」當唯一的生活目的。
2015年的耶誕節，我看到力尤店裡聚集一些年輕人，七手八腳，忙著包禮物。我問：這是什麼？力尤說：「黑色騎士耶誕節要去萬安國小跟小朋友同歡，在準備每一位小朋友的禮物。」
我因此認識了「黑色騎士」，除了張力尤，也認識了「走走池上」的羅正傑，21House民宿的張俊偉，舒食男孩黃清譽，米貝果的郝朝洋，「莊稼熟了」的魏文軒，還有一位香港來池上的陳志輝，雲遊在外，沒有見到。
最初是池上七個三十歲上下的青年，騎著黑色單車，沿街兜售自己的產品。好像是做生意，但是純粹做生意，當然不會關心到偏鄉國小學生怎麼過耶誕節。
我因此上了「走走池上」羅正傑的臉書，更進一步了解這些池上「新青年」到底在做什麼。
正傑是新竹關西人，大學學資訊管理，畢業後做設計，也愛攝影。他常常環島，幾次經過池上，愛上了池上。住過「莊稼熟了」民宿，認識文軒，又住了21House民宿，俊偉知道中山路有老屋要出租，問他有人要租嗎？
老屋就在鄉公所旁，兩層的小樓，挑高很高，原來是老診所，二樓全是老式木窗，正傑三十歲，心裡想：要不要離開台北？賺錢之外，可不可以過自己嚮往的生活？
這樣破釜沉舟的事，沒有人能夠回答，必須自己做選擇。
正傑跟房東見了面，老房子要整理，要花時間，也要花錢，房東答應簽九年的約，一個月一萬租金，正傑覺得壓力不大，夢想就實現了。
「台北的業務怎麼辦？客戶如何應付？」我還是想到實際要解決的問題。
「許多事現代電腦視訊可以解決，必要的面對面的溝通，就上一次台北開會。」
正傑好像是樂觀的人，要過理想的生活，大目標訂了，其他都可以調整。
「現在有多長時間在池上？」我問。
「四分之三時間吧，偶然回台北，也覺得有不同角度看台北。」
我很高興聽正傑這樣說，我自己剛好有同樣感覺，回台北看電影，看表演，或無所事事坐在捷運裡看人，都有不同感覺。困在都會裡久了會煩躁，厭恨自己的環境，離開一段時間，知道都會有都會的好，也有都會的必要。帶著對都會的「恨」逃避到鄉村，多不長久。正傑是健康的，他愛池上，卻沒有放棄都會，小小的島嶼，過自己平衡的生活，正傑提供一種包容的想法。
中山路九十九號開了「走走池上」，是民宿嗎？不是，是咖啡廳，也不全然，正傑說：「既然做設計，就把池上應該停留的地方繪圖印出來，提供給外地人用──」「自己的書從台北運下來了，擺在書架上，也就開門給大家看──」
正傑不是開「店」，只是喜歡「分享」。他還是照常做自己的設計。
文軒的家裡有小小的田，耕耘機施展不開，就吆喝幾個「騎士」下田耘土插秧。力尤是「女騎士」，我看到照片裡的她坐在田壟上，便說：「力尤只是旁觀嗎？」其他騎士辯解說：「她有下田。」我們或許不自覺就會歧視女性吧，力尤卻不介意。
騎士裡像張俊偉是富里長大的，黃清譽和郝朝洋也跟關山有淵源，都是在縱谷度過童年青少年，出外讀書或工作，繞了一圈，最後再回到縱谷，重新開始跟這片土地的關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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