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專欄－全球減碳 路迢迢
《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第十八次締約國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八次締約國會議（UNFCCC COP18/CMP8）在不久前通過了會議最終文件：《多哈氣候門徑》（Doha Climate Gateway）。期望二○一五年才能形成「後京都」全球氣候治理機制，並延長《京都議定書》的效力至二○二○年。這是個令人失望的結果。
畢竟，雖然聯合國祕書長在多哈會議後旋即表示，將於二○一五年前召集全球領袖以促成各國減量的政治意願，但從COP17, COP16以及COP15的結果來看，哪一次氣候談判召集前不是這麼宣稱的呢？
事實上，除了美國持續表達對於「京都機制」的鄙視外，紐西蘭、加拿大、俄羅斯、日本這些國家已紛紛拒絕或是退出了這個氣候合作機制。所以，目前僅有三十五個工業化國家（約占全球十五％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是《京都議定書》承諾期被延長之後的受拘束對象，並且在所謂的第二承諾期中強制性總體減量目標已不復存。更諷刺的是，所有參與多哈氣候會議的政府代表都知道在抑制全球均溫不要超過攝氏二度與目前自身所實踐的減碳努力之間存在顯著落差，但他們最後卻依舊選擇不立即採取行動預防災難性的氣候變遷，而是寧願再花三年政治角力的時間去談判一個內容與效果均不確定的法律文件，然後要全人類再等八年才能看到這分法律文件生效和運作。這種一拖再拖，延宕無期的戲碼，從二○○九年的哥本哈根會議以降不知重覆了幾回。
此外，目前碳交易市場上供給過度的碳排權（carbon credits）已讓碳排的市場價值跌到谷底。但許多《京都議定書》的附件一國家依然支持碳交易和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並視此為削減本國溫室氣體排放的首選，甚至打算在上述的第二承諾期繼續延用此一模式。惟碳交易與清潔發展機制的流弊早已在許多研究中被指出，非但無法抑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反而還具有道德風險。因為，有強制減量義務的國家在此等模式下可以不用自己履行減碳，而是透過交易的方式取得足夠的額度來中和沒有落實的減碳義務。至於沒有強制減量義務的非附件一國家則可以放心地「製造」溫室氣體，然後透過清潔發展機制來引誘與有義務的國家與之合作。
在此情況下，短短幾年間，國際市場上的碳排價值從一單位二十二歐元暴跌到不到一歐元，碳排權也因此越來越容易取得。試問還有幾個國家會認真執行「減碳」？用買的就搞定一切了，不是嗎？
再從攸關個人每日生活的糧食問題來看多哈會議。由於農牧業所製造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是相當可觀，因此農業的碳排是否同樣可以透過碳交易或是碳中和（carbon offset），甚至是透過土壤碳封存（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的技術來處理也成為會議期間的重點之一。舉例來說，歐盟便主張所有與土地使用有關的技術都可以用來作為計算碳排多寡的基礎。倘若未來接替《京都議定書》的新法律文件接受此一提議，那麼不只是農業，林業和其它任何涉及土地使用的經濟活動都可能淪為國際碳市場的新投資目標，屆時全球真正用以生產糧食的耕作面積將會銳減。
在人口壓力持續增升與極端氣候災難不斷的情況下，有哪個國家的政府能保證我們的糧價不會越來越高，或飢餓的糧食不安全人口不會越來越多呢？還是屆時我們都必須接受非傳統農作方式（例如：基因改造）所生產的農產品，連一點說不的權利也沒有了呢？
氣候變遷造成的環境衝擊與經濟、人命等等血淋淋的損失，近年來頻繁發生；時間明顯地不是站在人類社會這一邊，但國家的自私與市場經濟利益的考量卻始終壓倒一切。我們可還有希望嗎？每個人都有能力與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自身一點小小的改變就可以加總成為一個家庭、一個社區、一個縣市、一個國家以至於人類的改變。如果我們對環保不再冷漠；如果我們懂得珍惜現有的資源與餐桌上的糧食；如果我們要求政府除了追求經濟發展外，更要關注水土保育，那麼我們的未來，至少是台灣的未來就一定會有希望。
（蔡育岱為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研究所副教授，譚偉恩為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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