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 記者
許珮絨/綜合報導
海灣國家則靈活運用財力與外交工具。卡達延續「小國大外交」傳統,憑藉與哈瑪斯長年聯繫,成為人質交換與停火談判中的關鍵斡旋者,藉此換取安全保證、國際聲譽、經濟與能源紅利,並確保在任何中東解方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隨著以色列在9月初將攻擊擴展至卡達,多哈曾視為不可逾越的紅線已不再安全,多年調停與庇護的布局受到重創,原本斡旋換來的戰略價值或被削弱,中東也恐失去唯一對話平台。
相較之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抓住戰爭帶來的地區動盪,積極為自身創造發展機會。阿布達比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以色列的「理性、可靠替代者」,利用以色列日益孤立的局勢,提升對華府的政策槓桿,吸引因戰爭而外流的資本與人才,強化科技與貿易樞紐地位,力求在戰後秩序中取得更大話語權與區域影響力。
土耳其影響力受限 中東新秩序多極競爭成形
土耳其選擇高調發聲來提升其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總統厄多安在國內經濟與選舉壓力下,積極利用加薩議題來凝聚支持,不只強烈批評以色列軍事行動,更公開挑戰美國偏袒以色列的立場,藉此爭取阿拉伯世界與穆斯林輿論的認同。
然而,土耳其在區域外交上的實際影響力仍然有限。對阿拉伯國家而言,土耳其始終難被視為「自己人」,加上近年土耳其在敘利亞、利比亞等地的介入,也加深了部分阿拉伯國家的戒心。在人質交換與停火談判中,土耳其缺乏可左右結果的籌碼,多半只能停留在輿論聲量與象徵意義上的競爭;且伴隨經濟困境持續加深,土耳其是否有足夠資源在中東發揮作用,仍是一個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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