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7日，台灣正式邁入核電歸零的時代，成為亞洲第一個實現非核家園的國家。
這並非一朝一夕的政策轉折，而是數十年社會運動、公共辯論與民主參與所累積而成的結果。然而，非核滿一週年後，社會最常追問的仍是同一件事：會不會缺電？這樣的提問看似直觀，卻也過度簡化。
當地緣政治風險升高、AI與半導體產業快速擴張、全球能源轉型加速推進，台灣面對的早已不只是「電夠不夠」的問題，而是一場關於制度設計、風險承擔與治理能力的綜合考驗。
國際能源總署（IEA）已多次提醒，AI帶來的從來不只是用電增加，而是整個電力系統調度邏輯的改變。真正的挑戰，不在需求是否成長，而在電網是否具備足夠韌性，制度是否能快速回應結構變化。換言之，AI不是單純的用電壓力，而是對能源治理能力的壓力測試。如果公共討論仍停留在「缺不缺電」，即使增加更多發電量，也未必能解決系統失衡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核能重新成為討論焦點。支持者強調其低碳與穩定特性，這並非全然錯誤，但若將核能視為單一技術解方，反而容易忽略問題核心。即使依國際主流估算，核能生命週期的碳排放量仍是高於風能與太陽能；更重要的是，其高度依賴長期制度支持與龐大財政投入。英國欣克利角C核電廠建設成本與工期大幅超支，再次提醒世人：核能從不是單純技術問題，而是制度與
財政能力問題。
至於核廢料處置，至今仍缺乏全球普遍接受的長期解方。若以「未來技術終將解決」作為政策依據，本質上就是將責任延後，卻在當下做出不可逆決策。
若說核廢問題揭示的是時間與責任，那麼核電延役則暴露制度一致性的落差。
依現行制度，新建電廠須經完整的環境影響評估，但老舊核電廠卻可以在較低審查強度下重啟再運轉。這不是技術差異，而是制度選擇。
更值得注意的是區域風險。中國沿海核電廠距離台灣僅百餘公里，一旦發生事故，影響將不只是理論推演，而是時間與風向問題。然而，台灣在跨境核安資訊交換、預警與應變協調上的制度能力，仍是有待強化。即便回到核災應變本身，現行緊急應變計畫區（EPZ）也不應被視為安全保證，而只是最低行動門檻。從車諾比到福島，核災真正教訓從來都是風險永遠可能超出制度預設。
這些問題最終都指向同一個核心。能源治理真正需要回答的，只有三件事：
成本是否完整揭露？風險如何分配？責任由誰承擔？這三個問題適用於核能，也適用於再生能源與電網投資。當任何能源被抽離這三個維度討論，都容易淪為口號。
台灣走向非核家園，零核電一年來，在國人節電與台電調度得宜下，社會並未出現「缺電」或者系統性崩潰，備載容量率皆可維持在6%以上（並無＜6%的供電警戒狀況，更是有九成以上天數的備載容量率是＞10%的「供電充裕」）。
儘管如此，能源治理的真正考驗，其實才剛開始。
面對區域局勢升溫、全球科技競爭加劇，以及產業升級帶來的用電壓力，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重新陷入「缺電恐慌」與「返核救世」的二元對立，而是建立一套具備韌性、透明且可調整的治理架構，包括電網現代化、儲能整合與需求管理能力。
能源選擇，終究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制度問題；不是短期供給問題，而是長期承擔問題。
當討論仍停留在「缺不缺電」，我們忽略的，其實是更重要的提問：當風險發生時，制度是否有能力承接？當代價浮現時，是否有人負責？
台灣真正的能源問題，不是電不夠，而是制度是否誠實並準備好面對未來。
非核家園的一週年，不該只是回頭驗證有沒有缺電，而應成為重新追問台灣能源治理能否走向成熟的起點。
（作者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文大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