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域、孤軍、亞細亞的孤兒?泰國北部美斯樂的華人與茶產業

文:許純鎰(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2018/07/09
聽到美斯樂,大家可能會想起《異域》、「孤軍」、〈亞細亞的孤兒〉,或是曾經參與泰北服務社團的人們,在腦海中浮現出相對困苦、極需幫助的形象。目前臺灣政府做為中華民國政權之所在,對這裡的生活與生計責無旁貸,也在人道關懷的角度上,對這片土地有多次的援助活動。研究者若松大祐用「捨不得的自我」[1]來詮釋我們與他們的關係,然而,文中的「我們」在臺灣的歷史進程中已不斷改變,我們對「他們」的想像卻仍停留在1980年代「愛心傳異域,送炭到泰北」的畫面。
是的,當今泰北已有所改變,但我並非要說當今的泰北已截然不同。事實上,許多機構仍在泰北地區持續為華文教育努力著,也不能忘卻過去如中華救助總會、明愛會與慈濟等組織對諸多華人村的建設貢獻。在此我試圖透過現在泰北的茶產業,跟隨著當地華人茶家的生產與生活,譜出當代這群人如何以地方與茶鄉之名,不斷訴說自己、改造其所賴以為生的邊境之地。
他們是誰?
要如何敘述這群人呢?學術上與各種大眾傳媒對他們有不同的展現。他們絕大多數祖籍來自雲南,是國民黨軍93師的後裔。因為國共內戰失利,他們從雲南撤退至緬甸,也在此過程中繁衍了第二代。做為一支流離於中南半島北部山林的異國軍隊,其一舉一動讓緬甸倍感壓力,一舉上告聯合國。在國際輿論壓力下,中華民國政府對這批軍隊於1950年代前後有兩次大規模的撤退行動,分別安置於桃園龍崗忠貞新村與清境農場等地,但有些許軍隊因為不同的理由,仍駐於原地。在自願原則下,他們成了不受中華民國政府管控的異旅孤軍,約有4000人。

適逢泰國政府苦惱於對付共產勢力,於是他們在泰國軍方安排下,駐墾於泰緬邊境的十三個自衛村,替泰國守護邊疆、攻打泰共。時至今日,這批軍隊已開枝散葉至6萬人,沿著邊境建立近80座村寨[2],地點包含現今清邁府、清萊府、湄宏頌府境內(詳見下方地圖)。
當今泰北華人村的壯年一輩,多有緬甸的生活經驗,隨著軍隊來泰,並在臺灣念過書、在日本打過工;青年一輩則生於泰國,同時受過泰文與中文教育,到大都市如清邁、曼谷工作。或許你在泰國畢業旅行的當地導遊,就來自這裡。如此複雜的境遇,究竟該如何指涉與分類他們呢?在國籍上,可以稱他們為華裔泰人;在學術上,他們的遷移經驗構成了離散(Diaspora)華人的稱謂,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更願意稱自己為雲南人,來區辨自己與泰國人的不同。
今日的泰北,家家戶戶吃的是雲南菜(到臺灣成了擺夷菜)、衛星小耳朵訊號收的是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文學校可能同時教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談起政治說的不僅是前總理盈拉紅衫軍,更多機會是馬英九與柯P。若問起身份,他們則會用雲南話跟你說:「我們是泰國人,住在這是父執輩辛苦用血汗打泰共換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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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作者繪
泰北華人村分布圖。
種茶之前的泰北
當今泰北的山林地景已感受不出過去作為戰場的肅殺之氣,只剩盤查著來往人員與貨物的檢查哨(Checking point),仍密集的分布在泰北道路沿線,提醒著人們這裡位處邊境。道路兩側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田園風光,一種是少數民族刀耕火種的坡地與時興的咖啡園,另一種則是華人所種植的桃李梅柿,以及層層排列的茶園。
在諸多經濟作物中,有一項已走入歷史──罌粟。30年前,泰北山林處處是華人口中的「罌山」,與週遭緬甸、寮國的森林合稱「金三角地區」。這裡的罌粟是由英國、法國於19世紀殖民時期帶入緬甸、寮國大量栽種,並販售至鄰近的中國與世界市場。越戰時期,這裡的罌粟則成了美國與共產勢力抗衡的政治籌碼。在當時,美國取代法國在中南半島東側的政治勢力,為爭取當地山區少數民族支持反共活動,大肆收購當地鴉片(罌粟加工品),使金三角地區的毒品經濟歷久不衰[3]。泰北華人軍隊在失去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援情況下,為了維持部隊的生計,開始涉入地下經濟,包含緬甸玉石的黑市交易、鴉片等特貨鏢運,以自籌軍餉。對泰國政府而言,泰北的罌粟、少數民族、華人軍隊成了一組治理國內北部邊境的政治命題──然而,使用的卻是經濟方法。
肅清罌粟與新農業
泰國政府清楚知道使用純粹禁種與刑罰手段,並無法有效全面肅清罌粟的相關經濟行為,必須以經濟替代的策略,才能將罌粟栽種的經濟誘因根絕。然而,經濟作物的替代並非一蹴可及,物種的選擇、在地適應需要多次的試驗與推廣才得以成功。當時的泰國政府頻向國外取經,而臺灣中橫蓬勃的高山農業正好成為示範。臺泰雙方的農業合作應運而生。
當時的農技輸入主要來自於兩項計劃:1973-1982年針對少數民族的「中華民國協助泰王陛下北部山地農業計畫」,以及1987-1991針對華人的「泰北難民村就地經濟工作五年執行計畫」。前者執行單位為官方的退輔會,經費「完全由泰王自籌」;後者則為半官方的中華救助總會(前身為中國災胞救助總會),經費由臺灣官方挹注。上述兩項長期農業計畫不僅是泰北山地罌粟替代種植的關鍵,同時也肩負紓困臺灣外交困境的重任。
1971年臺灣退出聯合國,隨後亦與泰國失去邦交關係。為了呼應國內因柏楊《異域》而起的關懷聲浪,政府必須重新牽連與泰北軍隊的關係。透過泰國王室的政治超然角色,以泰王的「資助」的名義,臺灣得以先將福壽山農場的高山蔬果栽種經驗轉移至泰國北部山區。有了這段合作基礎,臺灣再以半官方的中華救助總會進入泰北華人村寨,進行基本人道救助與現代化的道路、房舍與水利工程建設,並同樣地引進溫帶果樹與茶樹,定期派遣農業專家進行指導,改善當地華人生計。時至今日,據2012年泰國禁毒委員會最新的統計數字顯示,泰北金三角地區的罌粟種植面積已經比1980年代高峰時期減少了約95.1%。泰北華人也因各項現代設施與經濟作物的栽種,逐漸改善物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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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中央日報(1974.06.10 三版)
泰北山地計畫報導。
為何種茶?
在泰王山地計畫之前,泰國北部與週遭山林便存有演化上較為原始的大葉種茶(Camellia sinensis var. Asamica),為各個山地部族料理使用。現在泰北的臺灣小葉種茶(Camellia sinensis var. sinensis),最早可追至1950年代。當時國共內戰大勢雖定,但雙方劍拔弩張的對陣氛圍仍十分強烈,泰北軍隊與臺灣保有密切聯繫,跨國物資補助十分頻繁。我在訪談中得知,當時臺灣以軍機運來一批茶籽於五軍軍部所在的美斯樂,作為開闢軍餉的來源。不過軍機上的茶籽品種各異,軍人無法分辨,便將之催芽入種,彼此之間雜異混種、性狀各異,成為後來臺灣茶葉專家口中的「青青」茶。由於當時對茶葉加工認識有限,所以產品只是初級的加工的「太陽茶」,售予泰國的三馬公司與曼谷的潮州人。
1980年代的臺灣由於經濟發展正值起飛時期的巔峰,國內生活水準提升,對於飲料的需求開始上升。同時,工業化讓務農人口降低、工資成本升高,致使國內茶葉產量下降,進口量飆增。那時,中華救助總會泰北工作團龔團長便因此理由,在眾多溫帶果樹移植計畫中,多增加茶葉一項。據訪談,當時考量不僅是針對臺灣的茶葉市場,還有茶葉加工後相對於溫帶水果易於存放、較不具生鮮時效要求。於是自1980年代開始,便陸續引進臺灣茶樹,包含當今我們所熟知的臺茶12號金萱(當地俗稱「台茶」)、臺茶17號軟枝(當地俗稱「烏龍」)。透過泰北工作團所設立的華亮農場進行大量阡插無性生殖,將性狀均一的茶苗大規模的廣泛分種到各個華人村寨,並在其中規模較大的13座村寨設立公有製茶廠,製茶機器皆從臺灣原裝進口。時至近日,泰北現存三大茶產區(詳見上方地圖數字所標示部分)的茶葉物種與製茶設備多在此時期確立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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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作者翻拍自中華救助總會。
1980年代臺灣農業專家於泰北教授茶葉種植,圖中背對畫面者是臺灣現任茶葉改良場場長。
如何打入茶市場?
中華救助總會在引進臺灣茶樹與加工設備上功不可沒,但在銷售方面,泰北華人則通過一段很長的摸索期,才成為現今銷路以泰國國內為主、拓展國際市場為輔的樣態。在1990年期間,泰北地區憑藉勞力成本低廉、茶種與臺灣相似的優勢,吸引大量臺灣茶家與茶師傅來此尋找茶源。臺灣製茶設備商看準此當地製茶需求,開始大量引進設備進入泰北,特別是當時發展蓬勃的美斯樂地區。不過製茶設備如炒菁機、揉捻機、烘乾機等價格高昂,故當時以貨債抵押的方式,製茶設備先予泰北茶家購入使用,尚未付清的款項便以後續所製茶乾照價償還。透過上述製茶設備的貿易中介,泰國的茶葉市場得以和臺灣接軌。
但在設備抵債償還後,後續泰北茶家與臺灣市場的連結強度便備受考驗。特別是成本更低、供貨量更大的越南茶進入臺灣市場後,泰北所產的臺式烏龍茶開始受到排擠。如今泰北茶家甚少將茶賣予臺灣,因為定價實在被下削太低,還不如賣給泰國當地市場。因此,泰北茶業因臺灣而起,也因臺灣而市場轉向。當前泰北茶業的主要銷售對象除了當地的飲料公司Oishi外,也透過北部邊界美賽(Mae Sai)、中部觀光城市芭達雅(Phattaya),將茶販售到中國、緬甸、俄羅斯。歐陸地區與日本的生意則會有商人直接找上門,或透過華人遍布全泰的人際網絡間接聯繫。廣布的市場分散了風險,卻也增加許多不確定因子。例如去年盧布貶值五成,俄羅斯遊客銳減,茶葉銷售也深受打擊;Oishi公司的原料採購策略變動,也讓各個茶家憂心忡忡。
華人之外的少數民族
泰北山坡上層次分明的茶園雖然起於華人,但走進茶園,最常看見的卻是少數民族。現在經營茶業的華人多是壯年一輩,年輕人早已不願回鄉務農,選擇在都市落腳。因此勞力上的空缺,就由當地的阿卡族、拉祜族、傈僳族填充,從事茶園管理、茶菁摘採與製茶工作。華人與少數民族在茶產業上,可謂是唇齒相依,以致於許多茶家都這麼說:「沒有他們美斯樂根本不行」。
工資低廉的少數民族並非永遠扮演著被剝削的一方,在茶菁摘採的季節華人往往需要「搶工」,才能即時採收確保品質。若希望穩定勞力,讓茶園保持在管理完善的狀態,就需要長期聘任,提供食宿。負責在茶廠製茶者,也因長期在華人茶師傅身邊「邊做邊學」而自成一格,得以在不同茶家茶廠間遊走謀職。以美斯樂為例,當地的少數民族已開始利用茶葉摘採後淘汰的粗枝,加工成茶粉與次級茶,與華人較無來往的村落,則發展出咖啡經濟,供應泰國本地市場。
離開茶園走進茶店,除了華人頭家招呼客人外,周遭負責搬運貨物、真空裝袋與剔除茶枝的,可能都是來自緬甸的移工。緬甸距此不過10公里之內,從北部關口美賽也才3小時的路程,許多茶家、民宿都會聘用一批緬甸移工作為幫傭。不過相對本地少數民族,緬甸移工的來去更為頻繁,我在三次各相隔半年的田野經驗中,都會看到新面孔的加入。持著紫色護照的他們,在這握有遠高於母國的工資,白天工作,晚上與在故鄉的家人用Skpye通訊。同一塊土地,對三種不同身份的族群有不同的安身立命方式,彼此相生相依。因此,與其討論美斯樂的華人茶產業,不如在人際網絡互動的意義下,討論茶產業中美斯樂的華人、少數民族與緬甸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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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作者攝影
少數民族於華人茶廠內剔選茶枝。
移動的茶品質
不論在臺灣、美斯樂和泰國的每一個角落,總是會有人問筆者:「泰北的茶品質好不好,和台灣比如何?」這個問題引含了一套評判茶葉品質的標準,而這套標準來自臺灣獨樹一幟的部分發酵茶喜好與價值觀。確實,這裡的茶種與製茶技術來自臺灣,但是對茶的滋味喜好是來自個人的品評主觀,技術良莠則要看對應了什麼樣的市場與價格、採用了何種指標。
來此尋找蟲咬茶菁(具有蜜香)的臺灣師傅就曾表示:「臺灣製茶北中南口味喜好各異,往往做的不是自己喜歡的茶,而是市場需要的茶。」當地某位華人茶師傅也因其茶色香味俱全,受泰國人與中國遊客的喜愛,卻因為形狀不好看,晉升所謂的「高價茶」仍有一步之遙。當然,也有技術和臺灣較為相近,被美斯樂茶家公認手藝精湛的師傅,卻不是每每製茶都投入如此高的心力──「這批是給水公司(飲料公司)的,茶菁好的話稍微翻一翻就會甜。」
有時筆者陪著師傅看訪茶園,就會問道為何有些茶園修整的像公園般精緻,有些的草就很長?原因在於維持茶園所投入的成本十分高昂,因此若非專門製造高價產品,實在毋需週週除草修枝。運用上述幾段當地師傅對於茶的敘述,並非是說用成本考量當作對精益求精的推諉,而是當我們將品質視為產品的內建本質時,很可能會忽略了評判者的立場所挾帶的價值觀,包含筆者自己。
舉個例子,數年前臺灣曾派師傅來此教授「紅烏龍」的製法,筆者將當地人如法炮製的成果送給茶葉改良場的老師,詢問「這是紅烏龍嗎?」老師的回答是:「就臺灣眼光會認為發酵太重,但只要當地(市場)能夠接受,它就是紅烏龍。」確實,我們常用某種穩定、習以為常的標準來看待彷似熟悉的事物,泰北的茶源於臺灣,但隨著市場轉向,其對品質的考驗與看法已異於我們熟悉的臺式烏龍茶,「泰式烏龍茶」正隨著泰北華人、泰國市場與各個本地學術機構的行動而建立。品質在這個意義上,並非固著在茶葉本身,而是隨著生產者與消費者而不斷移動著。
以地方之名
過去泰北的茶葉,因為有著輸入臺灣「併堆」的歷史,所以包裝上始終寫著「烏龍茶」、「高山茶」、「臺灣茗茶」等稱謂,其真空袋若非從臺灣進口,便是從中國進貨。直到近期,美斯樂的茶開始有素色真空袋,貼上泰文標籤的做法,甚至袋子上已印製泰文。最能體察「泰北的臺灣茶」到「泰北茶」的轉變,莫過於泰國政府OTOP(One Tambon One Product,一地一特產)政策的推廣。
我幾次聽到美斯樂鄉長與茶家商討去曼谷參加OTOP展銷會的事宜。討論事項包含他家產品是否算是美斯樂特產、包裝是否符合美斯樂形象等等。這樣的展銷會等於是溝通了雙向的地方想像:泰國人透過OTOP認識泰北物產特色,而美斯樂茶家亦須篩選符合他人與自我期待的樣貌展現出來。配合政策與影視活動,美斯樂以茶為主的地方形象便由此動態過程逐漸穩定下來。
地方不僅存在於各種包裝與媒體的再現,還存在於茶葉栽作過程之中。近期泰國政府透過本地學術單位,進行有機茶園的推廣,以媒合當前全球的農法潮流與市場需求,同時達到北部山林國土保護的目的。然而,有機標章的給定──政府認證的美斯樂有機茶──卻展現國家想像與當地茶家實踐上的落差。對茶家而言,認證的茶不一定好賣,維持認證所保證的只有成本上升的必然性;對國家「推廣」有機農法而言,降低認證門檻讓參與業戶增多,卻讓原先兢兢業業的茶農感到不平。有機美斯樂的口號似乎只存於泰國產官學合作的備忘錄中,但其實另有茶家為了具有獨特蜜香的蟲咬茶,而放棄施灑農藥的慣行農法,維護蟲咬茶主角──小綠葉蟬──的生態環境,吸引了臺灣製茶師傅前來尋覓茶源,也登上了臺灣《聯合報》與泰國《世界日報》。有機作為美斯樂的地方新形象,官方的代言性質雖然看似失效,卻在小綠葉蟬所促成的蜜香與栽種過程中達成效果。
未命名
Photo Credit: 地理眼
美斯樂的所在位置。
當今的茶鄉美斯樂
經歷各式國家力量的介入,而臺灣市場又已然遠去的情況,當今泰北茶業進入發展的「戰國時代」,各自逐鹿市場也各自發展競爭。這樣的局勢隨著具有都市生活經驗、泰國教育背景的第三代經營者加入,而有著與過去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在觀光旅遊、高端消費、品質與產能提升都顯得更有企圖心,打造自身品牌的意識也更加明確、更有實踐能力。
新一代茶業經營者具有與父執輩截然不同的經營觀念與市場嗅覺,對於茶業發展的邏輯與運行方式亦受其影響而有所不同,其反映的不僅是世代交替下茶業的翻轉,更是新一代泰北華人如何重新想像美斯樂的表現。然而,這個由國共歷史、跨國政經、各式族群與製茶技術所共同組裝浮現的茶鄉,僅是美斯樂眾多面貌的其中之一。
隨著泰北更多新闢旅遊景點的相互競爭、茶葉市場不斷變動的狀況下,當地人開始引進更多外部資源,例如在地發起的櫻花種植計畫、與中國某基金會討論共同合作開發旅館等等。茶產業之外的咖啡,也在少數民族的闢建下產量不斷增高,發展出與華人茶產業截然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社群與物作的組合、發展下,美斯樂不斷地被訴說、被改造。與其考察美斯樂如何做「茶鄉」,不如跟隨在地華人、少數民族、緬甸移工的腳步,觀察他們如何面對不同考驗,在一連串行動中「做」茶鄉。
註解
  1. 若松大祐(2013)。臺灣現代史上的官方國族主義與泰緬孤軍形象。大阪大學中國文化論壇,No.2013-5。
  2. 石炳銘(2008)。異域行泰北情──救總在泰北工作實錄。臺北:中華救助總會。
  3. 呂天(2000)。邪惡的罌粟: 20世紀毒品問題掃描。重慶:重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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