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杜弘毅：為什麼錢沒有拯救貧窮？──淺談非洲的援助困境

安妮塔當年15歲，她生活在烏干達南部瓦基索區域。她在那天也獨自產下一女。筆者所謂的獨自，是說她當時在河邊提水，突然開始陣痛，便在野外自行生產。自她從丈夫身上感染HIV之後，便被家庭和村莊放逐，沒有任何人救濟。在當地每10萬次生產，便有1000名婦女因難產而死，而新生兒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十。安妮塔躲過了死神，但活下來之後的人生路只怕更難走。

她將孩子用水清洗了一番。雖說是清洗，但這水中卻摻雜著泥沙、糞便、以及其他病源。在回家的途中，她苦惱著如何撫養孩子長大，因為她完全沒有任何工作，只能以偷採農作物為生。不過她轉念一想，現在擔心這麼多幹嘛呢？她只祈求孩子不要得瘧疾，肺炎或是腹瀉，只要能活過一周歲就好。

全球大約有10億至15億人跟安妮塔一樣，生活在世界的底層。大眾或許會想，為什麼先進國家對底層的人們這麼無情，沒有幫助他們發展？其實事實正好相反。先進國家在非洲各國相繼獨立50年來，已經前後援助兩兆美金，相當於馬歇爾計畫的20倍（而台灣奇蹟的美援大約10億美金）。其中並不包含民間團體、慈善團體所捐的款項。但目前為止，情況為何呢？他們比以前更加貧窮。1970年代，非洲各國每年經濟成長率為0.5%（相較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2.5%），到了1980年代，非洲經濟每年衰退0.4%，而進入1990年後，每年再度衰退0.5%。換句話說，到了2000年，非洲人比1970年代還窮。人均壽命僅有50歲，成人識字率比1980年還低。在其他發展中國家進步的同時，非洲各國有些在原地停留，有些倒退，被困在戰亂、疾病、貧窮的陷阱內無法跳脫。

▲ 深色線條為國民產值成長率，淡色為受援比率。自1970至2000年之間，漠南非洲各國受援比例節節攀升，但經濟成長率卻逐年下滑（圖表載至世界銀行）。

這讓我們不禁納悶，為什麼花了那麼多錢，不僅沒有讓情況好轉，反而越來越糟？

● 第二章．布列敦森林

1944年，為籌備二次大戰戰後復甦，聯合國於美國布列敦森林的旅館內，召開聯合國貨幣及金融會議。與會者以美國經濟學家懷特（Harry D. White）及英國英格蘭銀行行長凱恩斯爵士（John Keynes）為首的44個盟國、730位代表，共同簽署了布列敦森林協議，創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IMF的創立宗旨是穩定各國貨幣，平衡收支，給付貸款，進行短期紓困。而世界銀行宗旨為對發展中國家進行長期信貸，協助國家發展。在本文中，我們會檢視IMF和世銀因善意所釀成的悲劇。

以時間進程來看，外援可分為以下階段：

① 1960年代：
大部分非洲國家在此時相繼獨立，需要大筆資金挹注，以刺激國家工業化。至60年代中期，非洲受援金額已達9億5千萬美金。無奈到70年代初，基礎建設幾乎沒有大幅度的成長。

② 1970年代：
由於石油危機以及天然原料出口價格大跌，非洲經濟發展陷入困境，貧窮加劇。這段期間世界銀行以及先進國家以拯救貧窮為主題，持續對非洲進行救援，總計360億美元，不過非洲還是陷入無可避免的負成長。

③ 1980年代：
由於內戰、饑荒、貧窮、腐敗、負債等因素，非洲各國生活水平早已倒退至獨立前，IMF和世界銀行加大干涉，祭出結構調整方案，以求穩定經濟，不過卻使情況惡化。

④ 1990年代：
隨著冷戰結束，美蘇兩大集團所扶植出來的非洲暴君被相繼替換，世界各國對非洲加碼，以平均每年150億美金的外援來協助非洲。不過此時非洲增長還是十分有限，許多國家由於出現戰亂和饑荒，甚至出現負成長。

⑤ 2000年後：
由於中國崛起，對非洲戰略物資掠奪加劇，以許多無附加條件之援助利誘當局，賦予非洲腐敗政權投機的機會，形成美中角力局面。於此同時，世界各國民間對非洲的關注和捐款亦達到了新高。為順應民意，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等領袖再度提高援助金額。

▲ 筆者參訪一個名義上受聯合國援助3年，至今卻仍沒茅廁的村落。

至於今後10年會是如何，便由我們來決定。或許是個反思的時代，或許是個承認失敗的時代。聯合國所訂定的「千禧年發展計畫（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在今年（2015）便要驗收，但許多國家目前卻許多項目未達標。以水資源為例，世界衛生組織在70年代宣布「水資源建設十年」，80年代再度宣布「國際飲用水及衛生十年」，到最近2005年成立「國際生命泉水行動十年」，事實卻是全世界還是有10億人沒有乾淨的用水。

為什麼國際投入那麼多資源及時間，卻沒有辦法將貧窮國家拯救出來？

▲ 肯亞首都奈洛比近郊的 Kibera 貧民窟，容納將近20萬人（截自網路）。

● 第三章．結構調整方案

在1970年代，有鑑於各項經濟危機壓力，世界銀行及IMF之會員國決議對受援國進行更大範圍的經濟改革，以確保各國經濟發展及紓緩債務危機，祭出「結構調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AP）」。該方案包含一系列整頓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系的政策，不外乎(1) 撙節、(2) 出口導向、(3) 貨幣貶值、(4) 貿易自由化、(5) 開放外資、(6) 取消價格控管及補助、(7) 產業私有化、(8) 降低稅收。前揭又稱為「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這些政策很顯然地加諸自由市場機制於發展中國家。符合以上條件者，便可向世界銀行或IMF申請新的貸款，或降低已有貸款之利息。此方案原意是希望藉由市場機制來提升受援國經濟效率，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全球化趨勢，增加該國競爭力和相對優勢。

就以辛巴威為例，該國於1991年，在世銀和IMF的協助下啟用「經濟結構調整方案（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ESAP）」，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秉持了華盛頓共識的各項條件，以促進經濟發展。首先便是貿易自由化，包含降低關稅，廢除各項對進出口的限制。其用意本為國內產業提供便宜進口原料，並開放市場，使本國產業與外國產業公平競爭，提升自身效率。但其結果是非洲國家在未成熟的工商基礎下，被迫與先進國家的廉價進口產品競爭，使得本地中小企業和中產階級瞬間瓦解。而政府更由於鼓勵出口導向，輔導出口產品供應商，而忽略內需市場工業，驅使人們購買進口產品以填補空虛。

各位讀者想必也看出端倪了。不健全的工業基礎使得國內產業完全倒閉，出口導向政策不僅沒辦法增加出口，還大幅提高對進口產品的需求，形成巨額入超。在此同時，政府為了因應一個夢想中的出口貿易而貶低貨幣達4成，使得進口產品價格倍增，對一個十分依賴外國產品的國家而言，人民無法負擔開銷，貧窮叢生。

金融方面，SAP 降低政府對金融、銀行體系的控管。其原意為提升借貸效率，刺激國內產業發展。縱使原意是好的，但在宏觀經濟不允許的情況下，理論和實際情況的差異甚鉅，金融改革效果常以失敗告終。90年代的辛巴威在短期內將大量產業民營化，並取消許多農業產品補助，導致許多人必須大量借貸以維持生計。這樣多的借貸行為讓國家面臨高通膨，迫使金融體系必須調高利率來紓緩，但此舉卻造成借貸和投資困境，而中小企業也因付不出錢只能違約倒閉，更使中小企業以及社會邊緣人（如婦女）無法生存，貧富差距加深。由於缺乏監控和輔導，銀行沒有對國內產業做廣面的投資，轉而投機短期高利潤的貨幣市場。更別說政府和金融機構還是持續被寡頭權貴把持，無任何透明化監督機制，簡直可以說是一團糟。

▲ 紅線所代表的辛巴威，幾10年來毫無成長。相比藍線所代表的波札那，為全非洲最廉能公開的國家（圖片載自世界經濟自由報告）。

在此同時，政府將各項產業私有化，舉凡醫療、教育、水資源、電力、通訊等。在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下，私營機構的效率相較國營高，私有化可協助國家發展。問題是，在越趨貧窮的情況下，原本政府免費提供的服務，在一夜之間需要人民自掏腰包，導致一般民眾負擔不起各項生活所需，品質下降。為了秉持撙節政策以平衡政府收支和償還外債，政府更大幅刪減經費，而通常第一個被開刀的，便是教育、醫療和各項社會福利。缺乏教育和醫療方面的補助，這事態的嚴重性可想而知。

結構調整最予人詬病的便是IMF及世界銀行將其單一模型視為全球通用。有趣的是，「市場」一詞，原指某特定區域之居民，交易該區域特定物產之特定場所。市場不管是在地點、環境、交易物品、交易文化（包含成文及不成文的法規）、交易方等，均有其在地化的區域特性。不難想像當一群國際經濟金融專家，在沒有掌握當地狀況之下，試圖在該地建立「市場」，結果會是如何。

1996年，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James Wolfensohn）承認結構調整案的失敗並指出：「調整進程比本銀行預想中更緩慢、更艱難、更痛苦」。他組織了「結構調整參與國檢討會（Structural Adjustment Participatory Review Initiative；SAPRI）」，以統計各國在SAP下的影響及損失。有鑑於此，目前援助計畫從以往的「由先進國家主導」轉變為強調「當地所有權（local ownership）」，意即受援政府、機構、社區、人民（或其他受方），必須參予援助方案之策劃、營運、監督及評估，以確保方案利益之永續性（sustainability）。

▲ 筆者參與索馬里部落會議，討論當地需求。

1999年，IMF撤掉惡名昭彰的結構調整貸款，取而代之的是「減低貧窮及成長貸款（Poverty Reduction and Growth Facility；PRGF）」。其總綱便是強調「廣泛的群眾參與和國家所有權」，IMF並要求申請此貸款之國家，需要自行草擬並上繳一份「減低貧窮策略報告（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Report；PRSR）」，經過IMF委員會審核過後，才可進行放款。耐人尋味的是，審核PRSR的標準，基本上還是「華盛頓共識」那一套。跟結構調整案的差別只在於，現在受援國必須揣摩IMF之意，「自願」將華盛頓共識寫進PRSR，來領取貸款。2009年，PRGF再度改名為「延長信用貸款（Extended Credit Facility；ECF）」，其內容與PRGF大同小異，不外乎審核PRSR。至於貸款裡面所保證的「所有權」到底有沒有落實，還有待評估。

● 第四章．資源詛咒

之前所提到的皆為「申請援助」的條件，現在這段要探討當援助金額注入的時候可能發生甚麼情況。筆者在此先澄清，發展中國家所受的外援，並非只有布雷頓森林姊妹花的貸款，還有許多外國政府、非政府組織、民間、慈善團體等形形色色的資助。這些款項本應用於國家建設、教育、醫療、民生、穩定經濟，但其確切的效益卻飽受質疑。

★ 補充：由於現今外援又或「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ODA）」中，官方之雙邊援助（即政府與政府間）與多邊援助（即聯合國、世界銀行等）比重占 80%－85%，剩餘15%－20%為民間組織，故本文著重於官方外援以及其宏觀經濟影響。

▲ 活在極度貧窮線（每天1.25塊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圖片截自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機構）。

「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是當一個國家發現某天然資源並賺取暴利時，其經濟不僅沒有如預期增長，反而越加衰退，而問題十有八九都是政府管理失當。在經濟學上，可將商品分為：

① 非貿易商品（non-traded goods）：此類商品無法在國際市場上貿易，侷限於該地區──如餐飲，醫療，理髮，房地產等服務業。

② 可貿易商品（traded goods）：此類商品可在國際市場上貿易並定價，其價格也保有相當的彈性──如原物料，農產品，工業產品。而這類商品又可分為：

ⓐ 明星產業（booming sector）──在天然資源暴發獲利的情況下，就是該資源──如石油、天然氣、鑽石。

ⓑ 過氣產業（lagging sector）──通常為農業、製造業…等對國家長期來講有穩定工業化和現代化價值的產業。

在此我們可視國外援助金為一種「資源」，且為暴發的明星產業。以經濟層面看，當資金挹注的同時（假設真的有些到達一般民眾手上），大部分均被耗在消費「非貿易品」，以及購買外國進口產品，而非用在投資、工業發展、或儲蓄。此時由於對非貿易品需求增加，非貿易品價格以及從業人員的薪資均被提高，驅使過氣產業人員（機械裝配工人），轉向非貿易品產業（理髮師）。（補充：雖然這也會驅使民眾轉向明星產業，但通常這些產業的工作機會無法消耗這麼勞力。而如果明星產業是援助金的話，則是根本沒有所謂的職缺）

長期下來，造成國家可出口貿易的產業持續萎縮，產業升級遲緩甚至失敗，產業多樣性遭到打擊，迫使國家更需仰賴所謂的明星產業所帶來的收入（這種現象又稱為間接去工業化，indirect de-industrialization）。而當明星產業的國際價格產生波動，該國整體經濟和行政便會大幅動盪。此時要想救回其他產業，恐怕也為時已晚。

（讀者不妨想想台灣的經濟現況有無雷同處）

▲ 圖中各記號顯示各國蘊藏的珍貴天然資源，而出口多樣化指標數字越低代表出口產業越單一化。富藏天然資源的國家，數字普遍偏低（截自金融時報）。

曾有研究顯示，外援和國民儲蓄率是呈反比關係。當國民儲蓄率下降，銀行便無法對國內中小企業和製造商進行資金周轉。同此其間，由於外援皆是以外幣的形式輸入，受援國必須將外幣轉為本國貨幣才可進行消費，迫使貨幣升值而打擊到早已苟延殘喘的出口製造業（過氣產業）。（補充：兩種可能情況，(1) 固定匯率制下，對本國貨幣需求增多，為了維持匯率國家必須增加貨幣供給，而此會造成普遍通貨膨脹，使產品價格升高，缺乏國際競爭力。(2) 浮動匯率下，對本國貨幣需求增多，會直接迫使本國貨幣匯率升值，同樣使產品變貴）

通常這情況下，許多民眾被迫轉入「非正式行業（informal sector）」，如打零工、賣二手貨等，國民購買力薄弱，縱使在轉強的貨幣下還是買不起進口民生用品。如果外援不是以貨幣，而是以成品的形式輸入，便會打擊原本以製造該商品維生的本地小販。通常在這個時候，援助國又須提供更多外援來「協助」脫困。

以政治層面看，在正常情況下，政府的運作必須仰賴稅收。稅收是人民和政府之間的契約，即人民上繳部分所得給政府，政府有義務用此金額來提供人民服務。在這機制下，民意代表（和人民）被賦予監督政府的權利和責任。美國革命時所訴求的「無代表，不納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便是這個道理。很顯然的，收受大筆外援的政府，並沒有必要仰賴人民的稅收，也不需要對人民負責。據統計，世界上受援最甚的國家，民主指數均是最低落的。政府沒有發展中產階級的渴望，也沒有開源節流、產業多元化的思維。當政者和其同黨只需填滿自身荷包，沒有必要在政治上與人民共享權力。有統計顯示在90年代，外援每5元中，只有1元真正花在其原本用途。由於外援對當政者有此魔力，許多政治野心團體和軍事組織會不計後果地去取得染指援助金的機會，導致內戰、政變頻生，如奈及利亞、安哥拉、蘇丹、查德、剛果等。而此時外援便是用來購買武器的最方便的外匯存底。

當外援沒有辦法發展經濟，受援國自然無法償還債務。怎麼辦呢？仁慈的IMF和它的姊妹淘世界銀行便會貸以新的債務紓困該國，期望此項款能穩定經濟，並且償還舊債。如此周而復始，發展中國家債台高築，而 IMF卻還是自廂情願注入資金，指望發展中國家翻身。就這樣，IMF的功用從提供「短期穩定基金（short-term stability）」變為支援「長期用戶（prolonged user）」。據統計，1970年至2000年中，有債癮的「長期用戶」高達44國，占IMF每年一半支出。當然，以債還債而成功脫身的案例，除了「卡神」楊蕙如之外，幾乎是天方夜譚。至1996年，IMF和世界銀行終於意識到發展中國家積欠已多到無法有效償還，於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免除特定國家部分債務。39個國家後來被歸為「重債窮國（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HIPC）」。此決議本意希望能舒緩這些國家債務壓力，藉以刺激發展。IMF給HIPC國家GDP成長目標訂為4%，孰料各國平均僅有2%，而其實人口成長也是2%，所以整體來說這些HIPC被免除債務後數年還是零成長（不過以非洲的情況來說，沒有負成長就該慶幸了）。

▲ 目前由IMF所核准的39個HIPC國家。顏色深淺為免除貸款的進程之差異（截自Wikipedia）。

1999年，國際組織決定更大幅度地免除更多國家債務，成立所謂「進階重債窮國紓困（Enhanced HIPC）」。但這顯然還不夠。2005年，八大列強（G8）高峰會決議，進一步成立「多邊債務紓困政策（Multilateral Debt Relief Initiative；MDRI）」對35個落後國家實施百分之百債務免除。50年以來，這些重債國的信用一直備受質疑，而IMF和世銀卻無止盡的放款（如薩伊於蒙博托執政時期，IMF便對其紓困11次），隨後又將債務免除，也難保不會產生所謂的「道德風險」──即窮國認為今後都無需認真還債，導致IMF乃至全體債權人本身權益受損。

● 第五章．貪腐

如前述，錢並沒有改善發展中窮國的現狀，原因除了不當的經濟政策外，便是資金的濫用、腐敗。雖然有很多窮國的領導人是直接將錢存入海外帳戶，或是像薩伊總統蒙博托一樣給妻子去倫敦、巴黎購物，大部分的貪污案例都較為隱密。筆者在此簡略的陳述一些基本的貪腐過程：

假設今天某非洲國總統──C君，想將挪用該國國庫項款，會怎麼做呢？C君先讓忠貞特勤人員X君在倫敦開一海外帳戶。C君便將國庫的錢，給付給兩間美國公司用以「付款」（這種公司又稱為「企業媒介（corporate vehicle）」），而後將「多餘」出來的金額，經由某「指定非金融專業（designated non-financial businesses and professions）」公司保證，再匯入某非銀行金融機構間接洗錢，後又轉出給各空殼公司。這些貪污金額均有幾百萬甚至幾億美金之譜，而用於洗錢的金融機構往往都在先進國家合法註冊。

▲ 非洲強人政治代表：薩伊（今剛果民主共和國）前總統蒙博托（左）和辛巴威總統穆加比（右）（截自網路）。

貪腐一詞即為貪汙和腐敗。有貪污之行為及風氣，便會導致國家管理（governance）之腐敗。而此腐敗肇生，發展將窒礙難行。令人嘆息的是，貧窮國家並沒有足夠的行政資源以及有教育素養的人民來落實法治。

舉幾個例子：以查德為例，根據一份2004年資金追蹤調查，該國中央政府對鄉下醫院所撥出的款項，僅有1%抵達真正的目的地，這還沒討論到這筆錢如何運用。上世紀80年代，奈及利亞沙加里總統（Shehu Shagari）政權將原本標價1億2千萬美元的水壩工程案召回，重新發包並瘋狂追加預算至6億。在許多國家（包含台灣），貪腐最容易的媒介往往是建設公司，因為大部分合約均是單次性，無基準可比。而且在建設的執行過程中附有許多眉角，只要朝中有人，公司便可藉此追加預算並重新下包。許多用在建設的援助款項，就在這樣五鬼搬運中消失。至於這些錢如何分贓，台灣人應該不陌生。根據非盟（African Union）估算，非洲每年因貪腐而損失1480億美金，光是直接賄絡就占200至400億。

這種贏者全拿的現象不僅增加貪官的荷包，也大大增加了暴力政治、內戰、裙帶主義的可能性。行政效率怠惰、發展停滯、貧富差距、社會不正義、信用破產、疾病擴散等問題會接踵而至。

● 第六章．結語

由於篇幅因素，本文僅淺略探討了外援層面，但非洲同時還存在許多問題，例如戰亂、疾病、地理因素、天然資源、政府效率等等諸多危機。要建設一個國家不容易，但要摧毀一塊大陸長達50年之久也絕非朝夕之禍。為什麼錢沒有讓非洲擺脫貧窮？因為「缺錢」並不是非洲唯一的難處。拋開樂天主義後，我們該重新思考整體局面的複雜性和癥結，在哪裡出錯又可以在哪裡改進。3年前在贊比亞，一名剛果的外勞在閒談之餘說：「我們要的是希望，不是錢」、「你懂希望的意義是甚麼嗎？」

或許我們會納悶，世界銀行和IMF怎麼那麼邪惡，我們是不是以後都不應該援助？本文雖略微檢討自由市場和外援，但重點終歸一句「因地制宜」。任何國家或經濟體，均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以及客觀條件必須權衡。1970年代石油危機，產油國奈及利亞因此獲取暴利，政府隨即毫無節制揮霍（同時伴隨著貪腐），終於在1986年油價下跌的時候，經濟崩盤。IMF和世界銀行隨即介入，要求政府緊縮財務，降低匯率，實行結構調整。此結果的確提高了奈及利亞的出口成長。所以IMF和結構調整方案並非完全失敗。

錢可以用來改善很多條件，重點是思考如何運用。國際上目前討論熱烈。要想破解資源詛咒，國家可採用沖銷（sterilization）的方式，將資源所獲的暴利存進主權基金，再長期地平穩地，將獲利釋回給國民，並用在提供教育與社會政策上，如挪威石油基金（Oljefondet）。

在此同時，政府應用援助的財力和人力輔導民眾藉由貿易來改善生活（即所謂的貿易援助，Aid for Trade）。這政策規範國家在刺激發展的同時，必須要將窮人和弱勢團體融入貿易體系，在貿易自由化的同時可以獲利而不被犧牲。政府可用外援款項提升實用教育、引入技術支援、進行能力培育，並且用政策來創造出口優勢，增加競爭力。例如德國官方機構GIZ（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提供西非國迦納善款，用以種植該地區少有的新鮮水果和堅果，找到市場利基並使迦納農產品出口多樣化，避險國際物價波動。GIZ在偏鄉地區提供種苗，傳授女人農耕技術，並教導許多商業所需的基本技能──如識字、算數、會計。而這些德政的推行，必須要有廉潔和透明的政府才得以見效。

▲ Koko Farm 創辦人陳冠廷在烏干達響應 Aid for Trade，輔導患病婦女從事農貿。

「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是個十分經典的成功案例。該銀行一開始以贊助人資金成立微額貸款，對孟加拉貧窮鄉村婦女提供小額資本（幾10塊美金）用以創業，如買賣手工藝品、紡織品等。借款人還債信用，將會影響當地其餘借款人申請貸款之機會。雖然貧苦婦女沒有任何資金保證，但卻擁有鄉下地方最重要「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即人與人之間的誠信。銀行營運至今，壞帳率不到2%。現今的鄉村銀行，已可完全仰賴自身存款永續經營，其業務橫跨保險、獎學金、創業基金以及住房計畫。至2008年，其借貸出金額高達4億5千萬美元，服務130萬貧窮的孟加拉百姓。

其實在援助上，只要虛心觀察對症下藥，從客戶觀點出發，滿足當地客製化的需求，或許才是接下來10年我們該著重的。

安妮塔和女兒梅西很幸運的活了下來，她們在烏干達的瓦基索，跟一個台日合作的組織巧遇。這名為Koko Farm的團體在當地僅以5萬美金的援助款項買了一塊農地，雇用了20名被社會邊緣化的愛滋病婦女，種植農作物和養殖雞蛋。並連結農產品的銷路至各地旅館和餐廳，讓婦女們以簡單的貿易維持生計。安妮塔在農場上有了微薄但穩定的收入，足以讓她能夠安心規劃未來，讓女兒施打疫苗和上學，偶爾能幫小梅西買套漂亮的衣服。

她知道她的病情或許只有兩年能活，但她並不為此絕望。對她來說，兩年730天，是730個可以向神禱告的日子，是730個可以跟女兒說故事的夜晚，也是730個能夠讓自己、讓小梅西、讓身邊的人活出不一樣命運的機會。

如果你問她希望的意義是甚麼，她會跟你說：

「希望，就是相信明天會比今天更好，相信子孫會比我們更幸福。」

▲ 小梅西（左二）和她的玩伴們。

（作者為美國 FIDD 費德智庫共同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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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弘毅：為什麼錢沒有拯救貧窮？──淺談非洲的援助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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