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姮燕2023年9月30日
文: 社團法人台灣失能者家庭暨看護雇主國際協會研究員CTB
自本國引進外勞開始，就有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簡稱勞基法)」，及「與本國基本工資脫鉤」的爭論，相關的爭論已經持續了三十年，迄今低階產業類藍領外勞仍適用勞基法，享有本國勞工基本工資的優遇，但企業主卻未因而得到實質的好處，反而因為人力成本大幅上升，而造成大量廠商出走，前往海外設立工廠。在全球化的競爭下，前往勞力低廉國家的企業經營方式，是跨國企業必然的發展。然而，台灣看勞動力問題未就全球勞動力及產業經營的全面考量，更因為政治人物的政治盤算，讓台灣深陷「缺工」的泥沼。一旦缺工且產業無法合法聘僱外籍勞工，就產生了非法外勞工作的「黑工市場」，台灣目前高達8萬4千名的逃逸外勞，在在證明台灣的逃逸外勞有100%就業率，因此不離境台灣，且在台灣所得，皆「未繳稅」且必須夠過違反「銀行法」的地下匯兌管道將所得匯回外勞母國。新冠疫情前，逃逸外勞即5萬多名，新冠只後指示再創新高，絕對不能把外勞逃逸歸罪到這場全球的疫情上。有著數萬名非法外勞的台灣，不僅坐實外勞為逃逸天堂的鄉野傳奇，並且非法外勞完全不受保護且沒有健保、職災險、意外險等保障，其工作環境及條件，更才是台灣遭受到國際人權組織的指責，成為我國人權紀錄的汙點。
迄今外籍勞工逃逸人數屢創新高，權責單位卻束手無策行政失能，除了我國的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以外籍勞工逃逸原因複雜為由，罔顧其成為非法工人都為其自由意志，選擇違背來台的工作契約，而主張不嚴懲之外，其主要的因素有以下兩點:
其一，眾所皆知低階藍領外勞遭受不當剝削的源頭，是來自於本國政客及仲介，聯合低階藍領外勞輸出國政客及仲介，壟斷本國的低階藍領外勞市場所致，換言之，勞雇兩國政客與仲介，才是剝削低階外勞的元兇，這隻剝削黑手的形成，應朔自低階藍領外勞引進初期，國民黨立法院長劉松籓開始，即便本國政權經過前後3次的輪替，因剝削低階藍領外勞的利潤豐厚，民進黨黨團食髓知味不肯放手，以致低階藍領外勞來源國的數量，被政商剝削集團完全壟斷，藉以維繫剝削體系之完整，台灣因而無法擺脫外勞逃逸天堂惡名的窘境，如果這次的總統選舉候選人，能承諾外勞來台零剝削，然後再仿效新加坡管理外勞的經驗，相信藍領低階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即指日可待。
其二，反對低階藍領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者認為，外勞及本勞同樣身為勞工，理應同工同酬，其基本生活所需的基本工資也應該相同，不得差別待遇，不得歧視，若影響最基本的人權保障，必與政府簽署之兩項人權公約相悖離。以上的論述悖離立足點平等的原則，所謂的不得差別待遇或歧視性對待，其論點應站在享有權利者，是否盡了相同的義務與責任而論，本國勞工的家庭都在國內，其家庭的成員都與這個國家共生死，這數十年來本國勞工家庭，為了捍衛國家主權的完整，善盡了捍衛國家的義務與責任，做出了相關的犧牲與奉獻，所以本國勞工享有基本工資的保障是理所當然，反觀外勞隻身來台，家庭都在外勞輸出國，他們在台灣的薪資所得，也大多數反饋給外勞輸出國的家庭，外勞來台之前他們的家庭與個人，並未與本國人做出相同的貢獻與犧牲，此外，未來如果台灣不幸發生戰爭時，外勞來源國會及時撤僑，外勞無須與本國共生死，而本國人民無分貴賤，必須依法被徵招上戰場捍衛國家，人民的財產國家可以援引「軍事徵用法」，強制徵用人民的私人財產，這些責任與義務都與外勞無關，由以上的論述即可判知，支持外勞應享有與本勞一致性權益者，論述所發生的邏輯錯誤。
任何一項法律公平與正義的相關論述，都必須站在相同的立足點上來論述，當立足點不同的時候，卻還一味的要求應一致性的公平對待，那就是一個違反真平等的齊頭式假平等，所以支持外勞適用勞基法，享有本國基本工資的論述者，不應該再執迷不悟，為了國家及人民的福祉，應該放棄原有立場的堅持，才是台灣人民之福。
以新加坡為例，同樣是一個必須引進外籍勞工，以補足國內勞動力缺口的國家，其依賴外籍勞動力不亞於台灣，該國目前境內有18%以上的人口是外勞，從來沒有發生就業排擠的問題，雖該國無基本工資之制度，但該國依據市場機制僱用外勞，依照個別外勞來源國，當地相同性質工作薪資的所得，來訂定引進外勞不同的最低工資，該國差別對待不同來源國的勞工，並未因而遭受到任何國際人權組織的指責，新加坡政府，懂得善用外勞來創富新加坡，提升企業競爭力，人民平均每月所得高達158,070元台幣，是我國人民每月平均所得57,718元的2.74倍，所以新加坡成功的外勞運用模式，是我國政府應該反省與借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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