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樵
培養國際觀一直為台灣各界極力鼓吹，然而，甚麼樣的範圍才稱得上是「國際」、用甚麼標準來衡量是否具備國際觀？界定與指標還是相當抽象模糊。有人以外語能力做為是否有「國際觀」的標準，但具備多國語言能力是否就代表對世界有較為全盤的理解？若今天只談中東（西亞）世界，台灣是否可能透過教育研究、媒體資訊等方式建立「中東觀」？而這樣的中東觀又是從什麼角度出發的「中東觀」？
要理解「他國」，密切的外交往來是首要條件，有了交流，政府自然會推動雙邊關係、加強研究，媒體也會有大量報導，民間也有機會直接往來。以英國為例，確實有許多人投入中東研究，這當中也有許多人具有中東語言能力與生活背景。此外，英國國內亦有大量來自阿拉伯國家的移民融入社會生活中，更不用提政府的相關政策與氾濫的媒體報導，無論民眾是否關心，來自中東世界的消息在生活中俯拾皆是，在其他西方國家也是如此。
台灣是否可能透過教育研究、媒體資訊等方式建立「中東觀」？而這樣的中東觀又是從什麼角度出發的「中東觀」？（http://thc.utah.edu/）
儘管在西方國家的中東訊息垂手可得，卻並不代表西方人就有完整、公正的中東觀。
一則，西方觀點並非普世價值，西方人口中的民主、自由觀念，看似為世界帶來進步與開放，然而世界並沒有因此更加和平穩定。透過西方視角的中東觀，我們接觸到的多半是有關中東民主化的過程、中東女權運動的發展、中東的政教與政經問題剖析等等研究，諸如此類的學術研究與出版品汗牛充棟，但這類學術設定的議題是否就等同中東當地人民所聚焦的面向？
再者，儘管學者基於可靠文獻資料進行研究，若使用的研究素材是經過篩選的，所揭櫫的論點也僅只限於局部而非全貌。甚至有些研究人員先入為主設定了結論，只擷取對結論有力的論述，不符合立場的資料與文獻對他們而言也就不具任何參考價值。
於是，我們看到許多研究結果強調了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衝突，引用的資料顯示幾千個當地人批判政府專制獨裁、或是抗議網路遭到管制導致輿論不自由，抗爭成為論述的「基本戲碼」。然而，在不被引用的資料之外，揭露的很有可能是幾千萬個當地人對政府的支持、沒有網路亦不影響日常生活，抗爭運動如同在大湖中激起的小漣漪。在主流論述引用的研究成果刻意忽略現況的同時，就把閱聽人導入了特定觀點，於是，當地人民與社會的整體面貌，外界也就不得而知了。
有關中東民主化的過程、女權運動的發展、政教與政經問題剖析等研究的學術研究與出版品汗牛充棟，但這類學術設定的議題是否就等同中東當地人民所聚焦的面向？（AP）
以伊朗為例，國際媒體大篇幅報導伊朗女律師阿巴迪（Shirin Ebadi）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實際上並沒有太多伊朗人知道她做了什麼事；來自巴基斯坦的馬拉拉（Malal Yousafzai），其傳記與相關著作在各國熱銷，然而多數巴基斯坦人卻不見得認同她的作為。這些大肆報導下的「中東觀」看似是西方世界為中東人民發聲、爭取權益，但說穿了，這樣的「中東觀」只是與西方利益並行不悖、同時又可凸顯女性在中東世界的不平等待遇罷了。這方面的觀點一旦在西方世界成為主流，反而變相的輿論與思想控制，人們看中東的視角並不會因為資訊變多而更寬廣，卻有可能愈走愈狹隘。
從中東角度來認知中東，或從某個阿拉伯國家來認識阿拉伯世界，在資訊暢通的西方世界卻都還不見得做得到。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伊朗女律師阿巴迪。（Shirin Ebadi Photo by Persian Dutch Network,wikipedia）
諷刺的是，身處現代，所謂的西方的自由與開放還是有其優點。以英國檔案與史料的公布而言，文獻資料的調閱與蒐集方面相當自由，研究人員在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只需要一部相機就能無限制拍攝取得自己所需的資料。反觀中東世界就處處受限，以伊朗外交部為例，申請調閱曠日廢時，若要將資料取出還得經過長時間審查，就算是當地學者都不見得能夠取得研究素材，何況是外籍人士。相較之下，即使西方觀的視角談不上寬廣、也不可能全面，但在這個時代還是提供了一個觀察中東較為容易的方式。儘管許多學者致力於在中東世界取得史料與資訊，但礙於管制仍然無法強求。也因此，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突破既有的西方觀點，仍有其難度。
至於台灣，並非沒有能力理解中東，但受限於國際現況與外交困境，要發展出理解中東的「中東觀」、或是要理解全球的「國際觀」，對於台灣而言更加困難。語言能力是基本的條件，但若沒有扎實的基礎訓練，在台灣與中東關係並不密切的情況下，要跳脫西方報導與研究的影響，由台灣媒體轉載翻譯相關中東消息，就須付出更多的時間與努力。少了有利的客觀環境推動，願意投入這個領域進行研究或觀察的人相對就少。
台灣與中東關係並不密切，要跳脫西方報導與研究的影響，就須付出更多的時間與努力。（圖為1511年大馬士革，維基共享）
缺乏語言能力、實地經驗，社會也就不會去重視此時敘利亞離散各地的難民、不會去瞭解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難、也不會理解巴林雖然是蕞爾小國，卻是海灣地區值得觀察的國家，我們也就沒有太多機會去深究挖掘阿拉伯文學字裡行間的意涵，刻板印象使我們認為伊朗是個宗教狂熱且激進反美的國家。觀念的培養需要時間與心力，有了基礎功夫養成，接著才能深入理解，最後才有可能形成脫離西方影響的中東觀甚至是國際觀。
事實上，台灣引進了不少學界中重要的大格局國際觀，或者對主流西方觀進行批判的論述，然而，無論是何種觀點，仍然脫離不了西方、甚至是美國角度。例如季辛吉的《大外交》、布里辛斯基的《大棋盤》、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等，都很清晰明白闡釋了國際政治與外交的歷史與現況。許多對西方世界觀的批判，像是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杭士基的《海盜與皇帝》，或是沃爾夫的《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等，其實都還是在美國學界之中。與其說這些學說立論提供讀者觀看世界不同的角度，倒不如稱其為是對西方或美國觀點的檢討與反思，能否全盤適用於非西方世界尚待斟酌。
著有《東方主義》的薩伊德為國際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也是巴勒斯坦立國運動的活躍分子。（http://staff.aub.edu.lb/）
在地緣與國際政治上，目前台灣最能有機會接觸的是東亞國家，加強對這些地區之認識與接觸，才是優先選擇。不管是基於合作交流或是競爭，每個國家都有其聚焦的領域。我們都需要瞭解這個世界的全貌，若能從週遭開始進行持平與深入的理解，就是開拓國際視野的起點。
儘管「中東觀」的建立是行有餘力下的盡力而為，但若我們對於中東能不再以單一區域的角度進行觀察、不事事都只談伊斯蘭宗教，而是轉換角度理解中東各國的多元性與特殊性、理解過去與現代，各起事件發生的本質，就是個良好的開始。
中東世界存在眾多國家，民族特質與民情風俗大異其趣，整體展現出的是伊斯蘭特性，卻也仍存在許多個別差異。觀念形塑需要有破有立，突破既有印象的窠臼已屬不易，要建立屬於台灣的中東觀、國際觀更是有待學界投注更多的研究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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