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學思2017/06/09
「婆羅門誕生於他（宇宙原初巨人）的口中，刹帝利誕生於他的手臂上，吠舍誕生在他的大腿旁，而首陀羅則從他的雙腳下出現。」
這是印度最早文獻《梨俱吠陀》中的一首梵歌，講述了四大種姓的起源神話。在古印度社會，一個人的地位、職業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與其所處的種姓密切相關。 婆羅門（祭司） 地位最高， 刹帝利（王公） 其次， 吠舍（商人或農牧民） 再次， 首陀羅（奴僕） 地位最低。而在四大種姓之外，還有著 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賤民 ，又稱 「達利特」或「不可接觸者」，從事清理屍體或污穢等最卑賤的工作。
種姓制度大約形成於三千年前，雅利安人入主次大陸的時期，並在歷史長河中不斷發展鞏固，是印度文明最為人所熟知的特點之一。 進入現代以來，印度許多仁人志士對這種把人按血統劃分為三六九等的社會制度大加批判，認為它落後而殘酷，是阻礙印度進步的毒瘤，並積極推動社會改革運動，制定反歧視的法律法規，試圖徹底消滅種姓制度。
然而，時至今日，印度社會仍然沒有完全擺脫這一制度的桎梏。筆者曾與不同種姓的印度人打過交道，還和其中一些成為了好朋友。我看到，他們身上所帶的種姓烙印往往如影隨形，對其事業與生活產生潛在的影響。 不過，與古印度社會不同，一個人的種姓歸屬已經不是決定其人生的最重要因素了。
在這篇文章裡，筆者將講述五個印度年輕人的故事，他們分別來自四大種姓和賤民階層。通過他們的家庭背景、生活處境、眼界、理想和對中國的看法，筆者希望給大家展示印度社會大千世界的一個微小截面。在不久的將來，這些年輕人將成為印度社會的中堅力量。從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印度未來的種種可能性。
在故事開始之前，筆者必須聲明： 首先，實際中存在的種姓制度遠比上述的簡化劃分要複雜得多，筆者雖然盡力去選擇了幾個比較典型的人物，但絕不敢說他們就代表了那個種姓群體 （實際上每個種姓的人口都數以億計）；
另外，在現代印度， 種姓對於一個年輕人，尤其是一個城市年輕人，影響已經不甚顯著 ，希望大家在閱讀時，能把故事的主人公更多的作為一個印度的年輕人，而不只是一個種姓的代表人去看待；最後，因為這五個年輕人都選取于筆者的朋友群體，而筆者在交朋友時肯定在不知不覺間過濾掉了許多不投緣的人，所以樣本一定存在著倖存者偏差。特此說明。
下面讓我們進入正題，從高種姓的婆羅門和刹帝利開始講起。
一、徘徊于傳統和現代之間的婆羅門小夥
我要介紹的第一個人名叫 Arpan Chatterjee——當我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的時候，心中頓時生出了幾分敬畏。因為 Chatterjee 這個姓氏實在太出名了：在印度獨立運動史、近代文學史或科學史上，我已經多次與之相遇，比如印度國歌《致敬祖國母親》就是由一位 Chatterjee 創作的。 這個姓氏對應的是孟加拉地區的一個婆羅門家族，而我面前的這個 90 後小夥，則無疑是一位小婆羅門了。
出身文藝家庭的理工男
果然，在聊天中我漸漸瞭解到，Arpan 來自一個比較典型的婆羅門文化家庭。父母都在加爾各答（西孟加拉邦首府，印度六大都市之一）的古典劇團工作，父親是編導，母親則是音樂家，家住在城市郊區的三層小別墅裡，算是當地的中產階級。Arpan 曾經和我略帶遺憾地說過， 如今全球擁抱資本主義，從事文化藝術已經不吃香了，所以他家也不如社區中的其他家庭寬裕。但是，從他這一代開始，Arpan 決心要做出改變。
在印度，望子成龍的範本大概就是「男學工程女學醫 」，Arpan 就是其中的一員。他中學入讀加爾各答的中央公立學校，大學則被南方的一所理工名校 Anna University 的電子工程專業所錄取，該校位於金奈（也是印度六大都市之一），在國內地位類似於我國的華中科技大學。快畢業時，大部分同學選擇直接就業或在國內讀研，個別家庭條件好的則跑到了美國讀碩士。Arpan 比較與眾不同，他瞭解到歐洲留學成本較低，所以申請到捷克理工大學學習航太工程。畢業後，他來到「印度深圳」班加羅爾，在一家從事測繪遙感的本地中型企業工作，因為與中國無人機廠商洽談的機緣，我認識了他。
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語言能力好。在 Arpan 中小學的課程中，三種語言——孟加拉語、印地語和英語都曾作為教學語言，所以對於他來說都近乎於是母語。另外，他說話也十分風趣。在得知他是印度罕見的獨生子之後，我曾好奇地問他，貴國又沒有一胎制，你父母這是何苦呢？他回答道：「也許是生下我後，爸媽太過失望，於是失去了再次嘗試的信心吧。」
印度婆羅門祭司祈福儀式：徘徊于傳統與現代之間
雖然走上了工程師的道路，但 Arpan 並沒有忘記作為婆羅門的本分——思考一些哲學層面的問題。他的 facebook 頭像上寫的是：」Professional Overthinker」（專業過度思考者）。而這種過度思考令他的思想稍稍偏離了自己的家學傳承。
Arpan 出身於一個信仰「不二論」（「梵我合一」：世界如夢境一般，「梵」是唯一真實，梵與自我終究是沒有分別的）的印度教家庭，在成長過程中他卻逐漸走向了無神論。 當然，Arpan 有他自己的解釋，他認為：「不二論」本身就是無神論，信仰的是一個至高無上、唯一實存的真理，而不是什麼人格化的神靈。」他甚至覺得，一個真正的印度教徒必然是信仰無神論的。而新中國之所以發展迅速，令印度望塵莫及，就是因為無神論的普及。
我有一次問他，你說的這麼有道理，你父母知道嗎？Arpan 表示，在家裡他還是要表現得正統些，雖然宗教信仰是很私人的東西，家人不會干涉，但如果思想太過叛經離道，家裡就不好給他找媳婦了。我又追問：「所以你不介意包辦婚姻（編按：就是相親）？」他則反駁我說：「現代人對包辦婚姻有偏見。其實調查資料顯示，父母之命比自由戀愛在長期來看會帶來更高的幸福感，畢竟結婚不只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而需要兩個家族互相認可。」我想，Arpan 未來的妻子應該也會是一個孟加拉地區信仰「不二論」的婆羅門吧。
雖然 Arpan 一直強調自己並不會因為婆羅門的身份而歧視其他種姓的印度人，但從他的朋友圈來看，非婆羅門並不多見。據 Arpan 自己說，婆羅門之所以被認為身份高貴，是因為他們廣博的知識體系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一 個成功的婆羅門會用自己的知識造福社會，而且絕不會追求口腹之欲，實際上，大部分婆羅門都是素食主義者。因此，後來當我看到他拿起一塊烤雞腿開始大嚼時，自然是十分吃驚，並對他背叛自己種姓設定的行為表示不滿。Arpan 略帶羞愧地說，我還不夠成功，所以沒必要在乎那麼多條條框框，而且孟加拉婆羅門在傳統上並不嚴格限制吃肉。
很顯然，當時他並沒有意識到，在中國人心中破壞了自己的聖潔形象，會有多麼嚴重的後果。發現他並非素食主義者的那個週末，我的廚神級中國室友特地做了一鍋香噴噴的麻辣牛肉（牛肉可以在穆斯林市場買到），並配以從進口超市買來的紅星二鍋頭，然後對 Arpan 說，這是傳統的中國料理，吃一塊吧，別人不會知道的。
開始 Arpan 還一再推辭，等到幾杯二鍋頭下肚後，他在酒精的麻醉下，好奇的心和貪吃的胃暫時戰勝了印度教義，拿了一塊最小的牛肉放入嘴裡。當牛肉厚實的觸感從他的舌尖傳送到他的大腦時，Arpan 突然意識到自己在做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只見他迅速跑到廁所大吐特吐，然後回到客廳中席地盤腿而坐，口中振振有詞，似是在念誦經文，祈求寬恕。我想，從生理上接受一種曾被教育無數次不可嘗試的食物，要比思想上從有神論走向無神論難得多吧。
後來我們再也沒提起過這件事，Arpan 也很快走出了陰影，回到了怡然自得的狀態。說實話，他對待生活的那份從容和樂觀，令我十分佩服。有一段時間，我經常在去吃飯的路上，在鬧市的街道上看到他。每次他都是面帶微笑，在嘈雜的人群和混亂的車流中閒庭信步。也許這就是修習哲學所能獲得的超然和自信吧。
「印度深圳」居不易，憧憬晚年修行去
雖然 Arpan 現在還只是一個小職員，但已經有著大部分印度人難以奢求的種姓背景、教育水準以及思維層次。我十分想知道，作為一個新時代的婆羅門青年，他對未來有著什麼樣的憧憬。
當我問他將來的打算時，他首先給我算了一筆賬：現在他每月工資約 4500 人民幣，很快還會加薪，如果平均每月花銷 2000 左右，一年下來就可以攢下三四萬。那麼三四年後，手裡有了十幾萬後，就可以和家裡湊湊錢，在班加羅爾一般地段買一個兩居室的新房子（70 平米房價約 50 萬），然後就可以結婚生子了。不過對於如今班加羅爾每年以兩位數上漲的房價，Arpan 也覺得無所適從。因為房貸利率接近 10%，雪球滾起來十分嚇人，所以他只能自己攢錢，聽天由命了。
「但是等我退休之後」，Arpan 說，「我希望回到西孟加拉邦的喜馬拉雅山腳下，過一段『森林期』的生活。」據筆者瞭解，在印度人心目中，一個理想婆羅門的人生就應該這樣度過 ——少年時努力求學，青壯年時成家立業、生兒育女，老年時漸漸脫離世俗生活，在森林中冥想修行或者雲遊天下，最後徹底棄絕一切欲望，嚴格苦行直至離世。我想，Arpan 這一代婆羅門應該都不會希望在饑餓和孤獨的苦行中告別世界了，但也許，他們中不少人的心中還懷揣著一個叢林修行的夢，就像印度神話中的那些智者、聖人們一樣。
二、創業成功的 90 後刹帝利
在南方都市金奈，我認識了一個年輕有為的刹帝利小哥 Prakash Raju。Prakash 出生於 1990 年，現正在運營一個二十餘人的商務諮詢企業。據說，在印度獨立前，他的家族曾是海德拉巴土邦（英屬印度時最大的土邦）中一個不大不小的地主，而他的姓氏 Raju，其實就是梵語「Raja」（王公）的變體。他的父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從家鄉小鎮來到金奈，考入公務員隊伍，他的許多親戚也都在金奈政府的各個部門工作。
青春期時的 Prakash 曾經是個疾風怒濤的少年，最大的愛好就是騎著自己心愛的摩托，在午夜的海濱大道與一幫小夥伴競速。後來讀大學時，他也沒有選擇父母想讓他學的法律或商務專業，而是決定學習藝術，在國立時尚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Chennai）修讀時裝設計，畢業後則在廣告公司做設計師。
後來，日漸成熟的 Prakash 渴望擁有自己的事業，他敏銳的觀察到身邊中國企業的身影越來越多，並從中嗅到了商機。在父母的支持下，他開辦了一家商務諮詢公司，專門以來印開展業務的中國公司為對象開展業務。雖然他之前從未學過法律或商務的專業知識，但從父母那繼承到了出色的管理才能。
Prakash 雇傭了幾個法律和商務專業畢業的印度員工，然後找了一些英語還不錯的中國留學生做兼職。由於來印華企普遍對印度的商業環境、法律制度以及文化背景等等情況不太熟悉，於是 Prakash 的公司便提供從檔翻譯、陪同翻譯到公司註冊、公關設計等一條龍服務。由於找對了市場需求，生意十分火爆。
從 2014 年開業以來，借著中印商務合作不斷升溫的春風，Prakash 的諮詢公司發展迅速，已經從最初的一間十幾平米的小屋搬到了上百平米的寬敞明亮的寫字樓辦公室，Prakash 自己的座駕也從兩廂的小鈴木換成豐田的大排量 SUV。作為一個二十幾歲的老闆，他在當地已經是小有名氣的「高富帥」了。
但 Prakash 並不滿足現狀，他還有著更遠大的目標，希望能讓自己的公司走出金奈，成為全國性的企業，而自己則可以躋身上流社會，搬進環境絕佳的富人區居住。
善於利用家族關係解決問題
Prakash 能夠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他在金奈的中國人圈內很受歡迎。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舉重若輕地幫助我們解決一些棘手的麻煩事。筆者剛到印度時，想要給住處裝寬頻網路，於是選擇了當地一家大牌的電信供應商，沒想到立馬就遭遇了傳說中的「印度效率」：在交了全款後，裝寬頻的工人卻遲遲不來，打電話去催，得到的也只有「You just wait, tomorrow I’ll come」(再等等，明天我就來) 的回復。剛開始我們還天真的等待，後來經過了十幾個「tomorrow」之後，終於忍無可忍，決定去要求退款。
商家自然是不願退款的，於是我們就去找 Prakash 幫忙。他得知我們的困難後，自信地說這件事包在他身上。Prakash 帶我們到了臨近的警察局，寫了一張投訴單。員警看罷就把商家負責收費的員工傳召到了警察局。員工來後，說他也沒有辦法，因為沒有足夠的許可權。正當員警表示他們也束手無策的時候，Prakash 直接向這個警察局的領導辦公室走去，敲門進屋後和裡面的警司聊了幾句，出來後對我們說：「別擔心，事情已經解決了」。
果然，不到半小時，就有商家的另一位員工火急火燎地趕到警察局，退給我們全款，並連聲道歉，說：「實在是不好意思，您所居住的那個片區現在正在鋪設光纖，近期還不能使用網路，一旦光纖鋪設完畢，我們立刻給您辦理」。
我驚訝于商家態度轉變之大，很好奇 Prakash 是怎麼做到的。他笑著對我們說：「你看看警司門牌上的名字是什麼？」我們仔細一看，原來這位警司姓氏和 Prakash 一樣，也是一位「Raju」。Prakash 得意地說：「Raju 家族在金奈警界很有勢力，總警督就是我們家的遠親。剛才我進去警司的辦公室和他敘了敘同族之情，後來他一個電話打給商家該片區的負責人，問題一下就解決了。」
關於中印戰爭，我們之間有個誤會
雖然 Prakash 對每一個中國朋友都笑臉相迎，但他也曾坦言告訴我，他的長輩，尤其是那些在軍隊服役過的親戚們，大都因為 1962 年的邊境戰爭，對中國多少抱有敵意。 那一年，印度軍隊在中國軍隊的突襲下全線潰敗。我因為想要照顧 Prakash 的感受，所以從未和他深入談論過這段歷史。
不過，後來在有一次偶然談到了印度的軍事水準時，我才得知，原來印度人有另外一種看待中印戰爭的角度：即印度「在戰術上失敗，但在戰略上取得了勝利」——經此一役，保證了「阿魯納恰爾邦」（與藏南地區大致對應）五十多年的和平。而 Prakash 之前很少和我們談論這場戰爭，也是因為怕我們中國人受到「失地之痛」的刺激。我想照顧他的感受，卻原來他也想照顧我的感受！
去年冬天，Prakash 出差來了趟中國，在北上廣深四大城市轉了一圈。回到印度後，他首先抱怨中國的天氣太冷，說自己險些被凍死在北京。然後就開始對中國的基建水準讚不絕口：「德里和北京差太遠了，孟買和上海差太遠了，印度和中國差太遠了。如果我們的國家也可以發展的那麼好，溫度降到零下我也情願。」
聽了他對中國的讚美，我想知道，像他這樣的准精英人士會不會憧憬移民中國。
Prakash 回答說：「中國雖好，但給外國人的感覺還是太難融入了，相比之下，美國對我更有吸引力和親切感。另外，據說就像我們有時叫中國人『眯眯眼』一樣，中國人對印度人也有個蔑稱，叫做『阿三』。我很不理解，『三』難道不是一個蠻好的數字嗎？」
那麼中低種姓的情況又是如何呢？接下來，我們會認識一位元吠舍小朋友、一位首陀羅小哥和一位達利特（賤民）大哥。
三、立志建立「中印貿易帝國」的吠舍小朋友
在印度期間，筆者曾經在一家外語教學機構兼職教中文。最近幾年，中文培訓在印度大城市裡悄然興起，然而學習人數還不多。我的班上有五名學員，大部分來自富裕家庭，有專職司機接送。但是有一個不那麼起眼的小個子，長期獨來獨往，衣著也比較樸實，但學習非常認真用功。他叫 Suresh Jain，是位初中生，比別人年齡都小，但成績卻是全班最好的。一天下課，我們在一家中餐館吃飯，聊起了他的家世。
家道中落的昔日巨賈
Suresh 的祖輩曾是一個地位顯赫的商業世家——來自古吉拉特的「Jain」家族。正如其姓氏所顯示的那樣，這是一個典型的耆那教（Jainism）家族。許多人可能對耆那教感到陌生，的確，它不如印度教或者佛教有名，信徒也只占印度人口的 0.4%，但是，這一教派卻在印度商界很具影響力。
這一宗教的祖師瑪哈威拉（「大雄」），與佛陀身處同一時代，都是反對婆羅門權威的代表人物。他的教義則比佛陀更為嚴格——凡入此教，必須完全素食，戒絕暴力，嚴禁殺生。 由於農民在耕作中不免傷及小蟲， 所以大部分耆那教徒的都來自吠舍商人階層。兩千多年來的經商傳統也讓這一群體成為了「南亞猶太人」。
到了十九世紀末英屬印度時期，Suresh 祖輩因出色的商業才能，被英國殖民統治者委任，主管孟買轄區的穀物貿易，躋身當地名流。後來，升職調任南印度馬德拉斯轄區的商務部，整個家族也就一起搬到了金奈（即馬德拉斯）。除在商務部工作之外，Suresh 的祖輩還經營高利貸生意，有自己的「民間銀行」，獲利頗豐。
誰知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令 Suresh 的家族從山峰跌入穀底。在金奈所處的達羅毗荼地區， 低種姓民眾因不滿婆羅門等高種姓群體長期以來在社會上的主宰地位，以及北方雅利安人種對南方達羅毗荼人種的霸權，所以發起了「自尊運動」，誓言要為達羅毗荼低種性群體爭取平等的地位。
Suresh 家族雖在嚴格意義上不算是高種姓，但由於來自於北方，既富且貴，所以不幸成為了「運動」的對象。這場社會運動大體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但也有個別暴力事件發生。最終，Suresh 家族不僅失去了在政府中的職位，絕大部分家產也被掃蕩一空，家道中落，很是淒涼。
印度獨立後，因長期仿效蘇聯路線，市場經濟並不發達，善於經商的 Suresh 家族一直沒有找到東山再起的機會。直到 90 年代「經濟自由化」後，Suresh 父輩通過努力，經營農產品貿易，才重新跨入中產階級。
押寶中國，學做「文青」
怎麼樣才能在 21 世紀再造一個有影響力的商業家族呢？Suresh 家給出的答案是——押寶中國。Suresh 最開始對日語感興趣（也是個動漫迷），但在報名外語課程時，卻在其父母的建議下選擇了中文。Suresh 對我說：「21 世紀是亞洲的世紀，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的世紀。我要把中文學好，將來建立『蘇瑞氏』（Suresh）的中印貿易帝國！」
另外，Suresh 學習中文的方式也頗可稱道。掌握課本上的知識自然不在話下，在這之外，Suresh 還廣泛涉獵中文名著，以「文藝青年」的標準要求自己。他開了微信號，記錄自己的中文學習動態。Suresh 經常會發一些《道德經》名句，比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可能是由於對老子思想情有獨鍾，當然也可能是迷上了《誅仙》。最有意思的是，一天晚上，他發出一張照片，上面是他和幾個同學暢飲青島啤酒，桌子上杯盤狼藉，Suresh 配的感言是：「在燈紅酒綠的世界裡，我們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埃」。
勤奮好學的 Suresh 偶爾也有「掉鏈子」的時候。一個週末，他來上課時，略帶愧疚的對我說，不好意思，這個周的作業沒有完成。我驚訝地問道：「你一向是最努力的學生，難道出什麼事了嗎？」Suresh 答道：「哎，昨天玩 PokemonGo，跑到家附近的印度教神廟找精靈，結果被廟裡的僧人扣住，批評教育了我整整兩個小時才讓我回家，所以耽誤了學習。」他憤憤地說：「這些印度教分子真有趣。到一個房間中去，找一些不存在的想像出來的生物，不正是他們的日常嗎？反倒教訓起我來了！」
四、「共產主義接班人」首陀羅小哥
Kalki 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並不太好。他住在與我相鄰的單元樓上，第一次見面是在樓下偶遇。他在得知我來自中國後，就模仿了一段中文發音：「Chingchong Linglong Dingdong…」。我當時有點哭笑不得，因為不確定他這玩笑中是否含有侮辱的意思，就冷淡地告訴他，這樣和中國人說話不太禮貌，有歧視意味，就像北印度人叫南印度人 Lungi 或 Madrasee 一樣。然後我們就各自回了住處，沒有更多地交談。
幾天後，恰逢排燈節，可能是因為有些內疚，Kalki 專門到我們公寓來送節日甜點。他說想和我們交個朋友，並自我介紹說：「我叫 Kalki，也是一名 共產黨員 。」
為何會信仰共產主義
Kalki 的這句簡短自我介紹令我們對他興趣倍增。首先，他的名字「Kalki」與印度教「末世戰神」相同，可謂很有衝擊力；更吸引我的是，他竟是印度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我們好奇地問他為什麼會信仰共產主義，他給我們講了一個跨越百年的家族故事：
在殖民年代，英國人曾同時控制印度次大陸和緬甸。二十世紀初，Kalki 的曾祖父 Balaji 本是泰米爾地區（屬於達羅毗荼地區）一個小村莊裡的佃農，後應徵入伍參加英軍，被派遣到緬甸，駐紮在仰光。四十年代，日軍進攻緬甸，Balaji 參與抵抗，失敗後被解除武裝。無奈之下，Balaji 在當地做起了小買賣，而 Kalki 的祖父和父親都出生于緬甸。當時仰光市里一半的人口都是印度移民。
後來，緬甸獨立，開始清算曾經充當英殖民者「爪牙」的印度移民。在民族矛盾激化下，印度裔越來越不受歡迎 ，終於在 1962 年，緬甸政府開始強行驅逐印度移民。Balaji 一家只好回到印度泰米爾地區，當時 Kalki 的父親 Vijay 還在繈褓之中。
回到祖國的 Balaji 一家發現自己的處境十分困窘：在家鄉沒有土地，在城市中又很難立足，只能打零工勉強度日。Vijay 更是從小就受同學的欺負，被叫做「緬甸佬」，小學沒畢業就輟學了。
八十年代，適逢共產主義思潮（尤其是武裝鬥爭）在印度興起，而 Vijay 家作為十足的無產階級，很快被「重新分配土地」等革命理想所吸引。Vijay 積極參與了金奈黨支部的建設與維護，還曾短暫加入安德拉邦的「人民戰爭集團」（PWG），參與武裝鬥爭。
他最大的夢想，就是能夠在自己的家鄉分到一片屬於自己的土地，代代相傳，以為生計。可惜，發生在九十年代初的蘇聯解體令 Vijay 有些灰心喪氣，他退出了民兵隊伍，回到金奈，結婚生子。還好，Vijay 掌握簡單的攝影技術，於是租了個小鋪位，開了家照相館，總算還是在城市裡生存了下來。而家裡最貴重的可動資產，就是一部 Nikon 相機。
工作不好找，老婆無處尋
Kalki 受父親 Vijay 影響，也加入了金奈的黨組織，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他自稱熟讀泰米爾語版的《毛主席語錄》，而最喜歡的一句是：「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而他理解的「高貴者」，不僅包括傳統的印度高種姓群體，也包括近些年發家的一些低種姓資本家和政客。Kalki 憎恨他們官商勾結，為富不仁——「我們正遭受著種姓和階級的雙重壓迫！」
不過，Kalki 畢竟已經在城市生活慣了，所以對於分配一塊農村的土地不感興趣，他最關心的是組織能不能給他分個工作，然後再配個老婆。Kalki 今年二十二歲，高中上到一半就輟學了，在家裡的照相館幫忙。近來家庭相機日漸普及，照相館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Kalki 需要找一份別的營生。他的英語、印地語口語水準還算勉強，閱讀寫作就不行了，所以考公務員是不可能了，Kalki 現在正在學習電子電路方面的知識，希望能考個從業證，以後去做電工。
結婚是另一件大難事。雖然在印度，嫁妝是由女方家庭出，但就 Kalki 目前的條件，有誰願意把女兒嫁給他呢？ 當然，也有清潔工家庭來向他家提過親，但 Kalki 對此很是不屑，說那家人畢竟是「達利特」（賤民），身份也太低了。他說自己曾立志要打破種姓通婚的禁忌，將來娶一個更高種姓的女孩。
Kalki 自打在電視上看到了對比中國高鐵和印度鐵路的新聞報導後，就對中國佩服之至，在他心中，中國已然是一個近乎完美的發達國家。一天，Kaliki 問我：「中國的低種姓生活得怎麼樣？」我回答說：「還可以啊，我就屬於中國最低的種姓——因為我們只有一種種姓。」Kalki 愣了一下，隨後羡慕道：「那敢情好，想娶誰就娶誰！」
五、為改變命運而讀書的達利特大哥
關於印度賤民階層的生活處境，筆者曾有一次難忘的經歷。我曾在南印度的卡納塔克邦遊歷。有一次，我正從一個鄉下的小鎮徒步走向另一個小鎮，途中感到口渴，看到附近有一個村莊，就準備去求一口水喝。
走近後，我才意識到這是一個達利特（即「賤民」）村莊，土路兩側都是特別簡陋的茅草屋，與我之前在那一地區見到的村莊大不相同。村民十分淳樸，對我這個外人的到來似乎感到又驚訝又畏懼。由於他們聽不懂英語或印地語，我便用手示意想要喝點水。一個十幾歲的男孩把我領到了他家的水缸前，但表情明顯流露出了懷疑：身為「不可接觸者」，達利特家裡的水連一般低種姓的農民都不會喝，這個外國來賓真的不嫌棄嗎？
本來我還有些顧忌，怕這個村裡的水不乾淨，但看到他們不自信的樣子，我反而覺得自己一定要多喝幾口。事實證明，那水清涼可口，喝過以後我也沒出現什麼不良反應。
不過，這一節我想要講的主人公並不住在這個村子，而是居住在印度的商業之都孟買的一個達利特小家庭。男主人公名叫 Vikrant Jadhav，生於 1980 年，現在也算是個「老男孩」了，他的大兒子正在上初中，小女兒則剛上小學。我在浦那結識了這一家人，當時他們正在自駕遊，我便搭他們的順風車一同去孟買。
一路上我們聊了工作、學業，從而得知 Vikrant 在一家能源公司做客戶經理，而他的妻子則是一名中學生物教師。由於種姓、宗教屬於比較敏感的話題，所以我沒有主動去詢問。回到孟買後，我應邀去他們家做客，進門時我看到玻璃架上擺著一尊小佛像（旁邊牆上掛著佛教印度教耆那教通用的真言「唵」字元），才好奇地問道：「你們對佛陀很感興趣嗎？」「是的，我們就是佛教徒，」Vikrant 回答說：「不知道你有沒聽說過馬哈爾人，我們就屬於那個族群，大部分馬哈爾人都是佛教徒。」
知識改變命運
我確實知道「馬哈爾人」，這個族群是馬哈拉斯特拉邦（孟買所在邦，也是經濟第一大邦）最重要的一個達利特群體。數 百年來，馬哈爾人被當作「賤民」對待，飽受屈辱。
二十世紀，馬哈爾人中出了一位傑出的大人物——「印度共和國憲法之父」安貝德卡爾。 他是印度憲法的主要起草人，同時也是為達利特爭取平等權益的最堅定的鬥士。在他看來，佛教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宗教，可以是引領達利特擺脫歧視的一條進路。 於是，在 1956 年，他與 50 萬追隨者在那格浦爾宣誓皈依佛教。在那之後，又陸續有大批馬哈爾人效仿。今天生活在印度的約一千萬佛教徒，大部分都來自於這場「達利特佛教運動」。
Vikrant 的家鄉在奧蘭加巴德（馬哈拉斯特拉邦的一座中型城市）外的一座農村，他的父輩都是砌牆的泥工。當時他們家還沒有皈依佛教，在村裡地位很低。Vikrant 現在仍清晰地記得，他在村裡的小學上學時，學校的同學絕不允許他在學校的水龍頭裡接水喝，怕他污染了學校的水源。 小 Vikrant 只好在每天早晨去學校前飽飽地喝上一肚子水，然後滴水不沾，一直撐到下午回家。六年的小學時光就這樣熬過來了。Vikrant 說，當時他也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會受到這樣的歧視，內心感覺到很屈辱，卻又不知道該怎麼去改變。
中學時，Vikrant 來到了鎮上一所馬哈爾人辦的學校讀書。在那裡， 他第一次清楚地瞭解了種姓制度的由來和其罪惡之處，以及安貝德卡爾的達利特平權鬥爭理論。 從這時起，他就立志用刻苦的學習和工作，來改變自己的人生。 老天不負有心人，Vikrant 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安貝德卡爾大學的熱力工程專業，並獲得了政府的助學金。在大二的暑假，他帶著不識字的父母雙親來到奧蘭加巴德，一同皈依了佛教， 在一定程度上，與達利特的身份說了再見。
達利特的明天
Vikrant 和他的妻子、兒子和女兒現在住在孟買一個中檔社區的公寓樓裡，除了樓下有兩條流浪狗以外，周邊環境還算不錯。我問他，這樓是公司蓋的嗎？Vikrant 說：「不，不，這是我們自己買的房子。」他的臉上洋溢著自信的笑容，他顯然對自己努力爭取到幸福生活感到自豪。
是的，他完全有理由為自己而驕傲。就在幾十年前，他的父輩們還被自己的種姓枷鎖束縛得喘不過氣來，要低三下四、唯唯諾諾的在村子裡生活一輩子。而 Vikrant 和他的妻子（也是一位馬哈爾人）如今都是大學畢業生，在大都市里做著體面的工作，有著不錯的收入，兩個孩子也都很爭氣，學習刻苦，成績優異。最重要的是，他們以前因為自己的種姓出身而受到歧視的情況，現在已經大大改善了。
Vikrant 說，如今在孟買這樣的大城市，種姓已經不再重要，只要你有能力，總能找到適合的崗位。 即使是回到了小時候生活的村子，他也很受尊敬。有很多小時候的玩伴為之前對他的不公平對待而向他道歉，只有個別婆羅門家庭還會有些顧忌，避免和他握手，Vikrant 也只是一笑置之。
對於達利特群體在未來印度的處境，Vikrant 表示很樂觀。他說，安貝德卡爾是他的指路明燈，指引著他和許多達利特兄弟姐妹通過努力改變命運，而像安貝德卡爾這樣的偉大思想家和改革家還有很多。
實際上，近代以來，破除種姓歧視，尤其是根除「賤民」制度，已經是大勢所趨。許多印度教的領袖都在宣導平等與平權，而印度政府在這方面也著力不少，在升學、就業和低保等方面，給予達利特等低種姓很多政策上的優待。總體來說，達利特的前途是光明的。
「現在達利特都能做印度總統了（第 10 任印度總統納拉亞南），」Vikrant 笑道：「其實，我的人生經歷也算是個不錯的案例，說明印度在不斷進步。我們很慶倖能生活在這個偉大的時代！」
後記
本文簡單講述了五個印度年輕人的故事。筆者只是具言所聞，並非意在對當代印度的種姓制度做一個系統的論述。不過，在這些零零碎碎的人物和事件中，或許我們可以一瞥種姓在當代印度的影響力。
一般說來，我們作為外國人，在觀察印度時，容易走兩種極端：對印度毫不瞭解時，會忽視種姓這一重要且印度獨有的維度；對印度稍有瞭解之後呢，又常常高估種姓的作用，認為它決定了印度人的命運和印度社會的運作秩序。 實際上，真實的種姓制度處在兩個極端之間。
在筆者看來，在當代印度，生下來就被規定從事某種職業的時代已經遠去，尤其是城市中，種姓已經不太重要， 比如企業在招聘員工時，決定因素當然是一個人的能力和效率，而不是祖上是祭司還是奴僕。即使是農村人，也可以通過進城務工，或者爭取高等教育或技術教育的機會來改變命運。
但是，不可否認，種姓仍然是印度人重要的身份標籤之一。一個人的種姓與他的家庭環境、人脈資源、經濟基礎等等因素密切關聯，在主觀和客觀上，都對其職業選擇和人生境遇有不小的影響。
同時，雖然政府已經就從法律上「消滅」了種姓歧視（在升學和就業上對低種姓的「保留配額」等優惠制度，甚至造成了某種「逆向歧視」），但這一制度實在根深蒂固，與三千年的種姓社會相比，近七十年的「無種姓社會」還顯得太過稚嫩 。無論從民眾心理上，還是從社會組織上，現代式的理念和實踐都還遠沒有普及。 例如，據筆者觀察瞭解，農村地區賤民的生活境遇，恐怕沒有 Vikrant 大哥所說的那麼樂觀。印度如果想要完全擺脫種姓制度的不利影響，可能尚需幾代人的努力。
作為一個在印度生活了幾年，已經開始熟悉種姓制度運轉方式的中國年輕人，現在如果讓我想像一個完全擺脫了種姓的印度，我還會感覺有幾分「超現實」。我猜測，對於一個土生土長的印度人來說，這大概就像一個清朝人想像沒有「天子」的中國吧。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來了，我一定要再去那個「科幻」的印度轉轉，找這幾位朋友聊聊天，再寫一篇「我認識的五個印度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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