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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事件屆滿三十年，萬事都有因果，六四並非突然出現的單一事件，往前推的話，其實從1966年毛澤東文革就有脈絡可循，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埋下伏筆，接著1986年安徽學潮在中國遍地開花，最後引爆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80年代的中國，因為群眾對改革，對民主一度抱持希望。但也有專家說，80年代的中國正要從文革廢墟中站起，最後又在權鬥和武力鎮壓下幻滅，透過專題我們一起了解，北京之春如何從1978年西單民主牆萌芽，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粉碎。
1978年的中國，是世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當時中國10億人口，有將近8成生活在貧窮線下；1978年的中國，來北京工作的貧苦工人們，把對現狀的不滿，對未來的期待寫成字報，貼在西單體育場外的牆上，而貼字報是文革時期，延續下來的習慣，連停刊的政治雜誌，也被知識份子轉貼在牆上，後來鄧小平打算鎮壓民主牆，被稱為民主鬥士的魏京生，挺身捍衛因此兩度被捕入獄。
在獄中多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出獄後魏京生流亡美國，民主牆不只是一面牆，更是眾志成城的展現，因為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下，大家都知道，一個人是很容易被掐掉的，大家聯合起來，就不容易被掐死，這是一種本能，所以形成很多小組織。
在破敗貧窮的壓力下，中國不得不改革，1978年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國實際上的領導人，隨即宣布改革開放，「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在鄧小平的思維當中，他認為政治且慢，經濟可以先走，「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無產階級立場最堅定。」
經歷了1966到1976年的文革十年，中國百廢待舉，留下紅衛兵滿街跑，就怕形成另一股勢力推翻共產黨，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把學生送回學校，當鄧小平提出拼經濟的改革開放，同為領導核心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似乎又比鄧小平，更傾向進行政治改革。
兩人對學生運動抱持開放懷柔，在胡耀邦跟趙紫陽的路線來講，可能在政治上有一些顧忌，有一些忌諱，已經踏到鄧小平的底線，改革開放進行十年，中國經濟的確出現巨大變化，同時也出現社會貧富不均，官場貪污腐敗的問題，當年重返學校念書的紅衛兵，已成了知識份子。
80年代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出版界，出現空前自由，連軍隊國家化、多黨制等敏感議題，都能被公開討論，而且年年都有學潮，1985年距離北京3000公里的新疆，爆發烏魯木齊12.12事件，
美國維吾爾人協會主席伊利夏提：「這個學生運動一開始，維吾爾這些學生領袖，專門去漢族學生的宿舍，告訴他們，我們這次要求的是民主，這裡面包括的就是，要求中國政府停止，在新疆的核試驗」，學潮一波波，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比較能夠接受不同的聲音，學生們更大膽的舉辦聚會，社會有種開放的氣氛。
1986年最大一波安徽學潮，擴散到上海北京，每天都有好幾萬學生上街頭，這波學潮平息後不久，胡耀邦被迫辭職下台(1987)，換趙紫陽上台(1988)，這是六四事件的伏筆，隔年胡耀邦過世，引爆六四事件(1989)。
如果把八九的事情，放到這十年的光景來看，得出結論是悲劇是必然發生的，因為改革的力量，不足以阻擋反改革或保守的力量。
如果六四事件是必然，那麼從1978年西單民主牆邊的工人，到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似乎都曾短暫感受過北京之春，那種政治環境可能引起了，一些過分的期待，過度的期待，很可惜，期待並沒有轉變成事實，期待沒有變成事實，反而成為悲劇，而這場悲劇直到現在，中國政府都還不敢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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