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純鎰（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2018/07/09
聽到美斯樂，大家可能會想起《異域》、「孤軍」、〈亞細亞的孤兒〉，或是曾經參與泰北服務社團的人們，在腦海中浮現出相對困苦、極需幫助的形象。目前臺灣政府做為中華民國政權之所在，對這裡的生活與生計責無旁貸，也在人道關懷的角度上，對這片土地有多次的援助活動。研究者若松大祐用「捨不得的自我」[1]來詮釋我們與他們的關係，然而，文中的「我們」在臺灣的歷史進程中已不斷改變，我們對「他們」的想像卻仍停留在1980年代「愛心傳異域，送炭到泰北」的畫面。
是的，當今泰北已有所改變，但我並非要說當今的泰北已截然不同。事實上，許多機構仍在泰北地區持續為華文教育努力著，也不能忘卻過去如中華救助總會、明愛會與慈濟等組織對諸多華人村的建設貢獻。在此我試圖透過現在泰北的茶產業，跟隨著當地華人茶家的生產與生活，譜出當代這群人如何以地方與茶鄉之名，不斷訴說自己、改造其所賴以為生的邊境之地。
他們是誰？
要如何敘述這群人呢？學術上與各種大眾傳媒對他們有不同的展現。他們絕大多數祖籍來自雲南，是國民黨軍93師的後裔。因為國共內戰失利，他們從雲南撤退至緬甸，也在此過程中繁衍了第二代。做為一支流離於中南半島北部山林的異國軍隊，其一舉一動讓緬甸倍感壓力，一舉上告聯合國。在國際輿論壓力下，中華民國政府對這批軍隊於1950年代前後有兩次大規模的撤退行動，分別安置於桃園龍崗忠貞新村與清境農場等地，但有些許軍隊因為不同的理由，仍駐於原地。在自願原則下，他們成了不受中華民國政府管控的異旅孤軍，約有4000人。
適逢泰國政府苦惱於對付共產勢力，於是他們在泰國軍方安排下，駐墾於泰緬邊境的十三個自衛村，替泰國守護邊疆、攻打泰共。時至今日，這批軍隊已開枝散葉至6萬人，沿著邊境建立近80座村寨[2]，地點包含現今清邁府、清萊府、湄宏頌府境內（詳見下方地圖）。
當今泰北華人村的壯年一輩，多有緬甸的生活經驗，隨著軍隊來泰，並在臺灣念過書、在日本打過工；青年一輩則生於泰國，同時受過泰文與中文教育，到大都市如清邁、曼谷工作。或許你在泰國畢業旅行的當地導遊，就來自這裡。如此複雜的境遇，究竟該如何指涉與分類他們呢？在國籍上，可以稱他們為華裔泰人；在學術上，他們的遷移經驗構成了離散（Diaspora）華人的稱謂，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更願意稱自己為雲南人，來區辨自己與泰國人的不同。
今日的泰北，家家戶戶吃的是雲南菜（到臺灣成了擺夷菜）、衛星小耳朵訊號收的是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文學校可能同時教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談起政治說的不僅是前總理盈拉與紅衫軍，更多機會是馬英九與柯P。若問起身份，他們則會用雲南話跟你說：「我們是泰國人，住在這是父執輩辛苦用血汗打泰共換來的⋯⋯」。
種茶之前的泰北
當今泰北的山林地景已感受不出過去作為戰場的肅殺之氣，只剩盤查著來往人員與貨物的檢查哨（Checking point），仍密集的分布在泰北道路沿線，提醒著人們這裡位處邊境。道路兩側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田園風光，一種是少數民族刀耕火種的坡地與時興的咖啡園，另一種則是華人所種植的桃李梅柿，以及層層排列的茶園。
在諸多經濟作物中，有一項已走入歷史──罌粟。30年前，泰北山林處處是華人口中的「罌山」，與週遭緬甸、寮國的森林合稱「金三角地區」。這裡的罌粟是由英國、法國於19世紀殖民時期帶入緬甸、寮國大量栽種，並販售至鄰近的中國與世界市場。越戰時期，這裡的罌粟則成了美國與共產勢力抗衡的政治籌碼。在當時，美國取代法國在中南半島東側的政治勢力，為爭取當地山區少數民族支持反共活動，大肆收購當地鴉片（罌粟加工品），使金三角地區的毒品經濟歷久不衰[3]。泰北華人軍隊在失去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援情況下，為了維持部隊的生計，開始涉入地下經濟，包含緬甸玉石的黑市交易、鴉片等特貨鏢運，以自籌軍餉。對泰國政府而言，泰北的罌粟、少數民族、華人軍隊成了一組治理國內北部邊境的政治命題──然而，使用的卻是經濟方法。
肅清罌粟與新農業
泰國政府清楚知道使用純粹禁種與刑罰手段，並無法有效全面肅清罌粟的相關經濟行為，必須以經濟替代的策略，才能將罌粟栽種的經濟誘因根絕。然而，經濟作物的替代並非一蹴可及，物種的選擇、在地適應需要多次的試驗與推廣才得以成功。當時的泰國政府頻向國外取經，而臺灣中橫蓬勃的高山農業正好成為示範。臺泰雙方的農業合作應運而生。
當時的農技輸入主要來自於兩項計劃：1973-1982年針對少數民族的「中華民國協助泰王陛下北部山地農業計畫」，以及1987-1991針對華人的「泰北難民村就地經濟工作五年執行計畫」。前者執行單位為官方的退輔會，經費「完全由泰王自籌」；後者則為半官方的中華救助總會（前身為中國災胞救助總會），經費由臺灣官方挹注。上述兩項長期農業計畫不僅是泰北山地罌粟替代種植的關鍵，同時也肩負紓困臺灣外交困境的重任。
1971年臺灣退出聯合國，隨後亦與泰國失去邦交關係。為了呼應國內因柏楊《異域》而起的關懷聲浪，政府必須重新牽連與泰北軍隊的關係。透過泰國王室的政治超然角色，以泰王的「資助」的名義，臺灣得以先將福壽山農場的高山蔬果栽種經驗轉移至泰國北部山區。有了這段合作基礎，臺灣再以半官方的中華救助總會進入泰北華人村寨，進行基本人道救助與現代化的道路、房舍與水利工程建設，並同樣地引進溫帶果樹與茶樹，定期派遣農業專家進行指導，改善當地華人生計。時至今日，據2012年泰國禁毒委員會最新的統計數字顯示，泰北金三角地區的罌粟種植面積已經比1980年代高峰時期減少了約95.1%。泰北華人也因各項現代設施與經濟作物的栽種，逐漸改善物質環境。
為何種茶？
在泰王山地計畫之前，泰國北部與週遭山林便存有演化上較為原始的大葉種茶（Camellia sinensis var. Asamica），為各個山地部族料理使用。現在泰北的臺灣小葉種茶（Camellia sinensis var. sinensis），最早可追至1950年代。當時國共內戰大勢雖定，但雙方劍拔弩張的對陣氛圍仍十分強烈，泰北軍隊與臺灣保有密切聯繫，跨國物資補助十分頻繁。我在訪談中得知，當時臺灣以軍機運來一批茶籽於五軍軍部所在的美斯樂，作為開闢軍餉的來源。不過軍機上的茶籽品種各異，軍人無法分辨，便將之催芽入種，彼此之間雜異混種、性狀各異，成為後來臺灣茶葉專家口中的「青青」茶。由於當時對茶葉加工認識有限，所以產品只是初級的加工的「太陽茶」，售予泰國的三馬公司與曼谷的潮州人。
1980年代的臺灣由於經濟發展正值起飛時期的巔峰，國內生活水準提升，對於飲料的需求開始上升。同時，工業化讓務農人口降低、工資成本升高，致使國內茶葉產量下降，進口量飆增。那時，中華救助總會泰北工作團龔團長便因此理由，在眾多溫帶果樹移植計畫中，多增加茶葉一項。據訪談，當時考量不僅是針對臺灣的茶葉市場，還有茶葉加工後相對於溫帶水果易於存放、較不具生鮮時效要求。於是自1980年代開始，便陸續引進臺灣茶樹，包含當今我們所熟知的臺茶12號金萱（當地俗稱「台茶」）、臺茶17號軟枝（當地俗稱「烏龍」）。透過泰北工作團所設立的華亮農場進行大量阡插無性生殖，將性狀均一的茶苗大規模的廣泛分種到各個華人村寨，並在其中規模較大的13座村寨設立公有製茶廠，製茶機器皆從臺灣原裝進口。時至近日，泰北現存三大茶產區（詳見上方地圖數字所標示部分）的茶葉物種與製茶設備多在此時期確立下來。
如何打入茶市場？
中華救助總會在引進臺灣茶樹與加工設備上功不可沒，但在銷售方面，泰北華人則通過一段很長的摸索期，才成為現今銷路以泰國國內為主、拓展國際市場為輔的樣態。在1990年期間，泰北地區憑藉勞力成本低廉、茶種與臺灣相似的優勢，吸引大量臺灣茶家與茶師傅來此尋找茶源。臺灣製茶設備商看準此當地製茶需求，開始大量引進設備進入泰北，特別是當時發展蓬勃的美斯樂地區。不過製茶設備如炒菁機、揉捻機、烘乾機等價格高昂，故當時以貨債抵押的方式，製茶設備先予泰北茶家購入使用，尚未付清的款項便以後續所製茶乾照價償還。透過上述製茶設備的貿易中介，泰國的茶葉市場得以和臺灣接軌。
但在設備抵債償還後，後續泰北茶家與臺灣市場的連結強度便備受考驗。特別是成本更低、供貨量更大的越南茶進入臺灣市場後，泰北所產的臺式烏龍茶開始受到排擠。如今泰北茶家甚少將茶賣予臺灣，因為定價實在被下削太低，還不如賣給泰國當地市場。因此，泰北茶業因臺灣而起，也因臺灣而市場轉向。當前泰北茶業的主要銷售對象除了當地的飲料公司Oishi外，也透過北部邊界美賽（Mae Sai）、中部觀光城市芭達雅（Phattaya），將茶販售到中國、緬甸、俄羅斯。歐陸地區與日本的生意則會有商人直接找上門，或透過華人遍布全泰的人際網絡間接聯繫。廣布的市場分散了風險，卻也增加許多不確定因子。例如去年盧布貶值五成，俄羅斯遊客銳減，茶葉銷售也深受打擊；Oishi公司的原料採購策略變動，也讓各個茶家憂心忡忡。
華人之外的少數民族
泰北山坡上層次分明的茶園雖然起於華人，但走進茶園，最常看見的卻是少數民族。現在經營茶業的華人多是壯年一輩，年輕人早已不願回鄉務農，選擇在都市落腳。因此勞力上的空缺，就由當地的阿卡族、拉祜族、傈僳族填充，從事茶園管理、茶菁摘採與製茶工作。華人與少數民族在茶產業上，可謂是唇齒相依，以致於許多茶家都這麼說：「沒有他們美斯樂根本不行」。
工資低廉的少數民族並非永遠扮演著被剝削的一方，在茶菁摘採的季節華人往往需要「搶工」，才能即時採收確保品質。若希望穩定勞力，讓茶園保持在管理完善的狀態，就需要長期聘任，提供食宿。負責在茶廠製茶者，也因長期在華人茶師傅身邊「邊做邊學」而自成一格，得以在不同茶家茶廠間遊走謀職。以美斯樂為例，當地的少數民族已開始利用茶葉摘採後淘汰的粗枝，加工成茶粉與次級茶，與華人較無來往的村落，則發展出咖啡經濟，供應泰國本地市場。
離開茶園走進茶店，除了華人頭家招呼客人外，周遭負責搬運貨物、真空裝袋與剔除茶枝的，可能都是來自緬甸的移工。緬甸距此不過10公里之內，從北部關口美賽也才3小時的路程，許多茶家、民宿都會聘用一批緬甸移工作為幫傭。不過相對本地少數民族，緬甸移工的來去更為頻繁，我在三次各相隔半年的田野經驗中，都會看到新面孔的加入。持著紫色護照的他們，在這握有遠高於母國的工資，白天工作，晚上與在故鄉的家人用Skpye通訊。同一塊土地，對三種不同身份的族群有不同的安身立命方式，彼此相生相依。因此，與其討論美斯樂的華人茶產業，不如在人際網絡互動的意義下，討論茶產業中美斯樂的華人、少數民族與緬甸移工。
移動的茶品質
不論在臺灣、美斯樂和泰國的每一個角落，總是會有人問筆者：「泰北的茶品質好不好，和台灣比如何？」這個問題引含了一套評判茶葉品質的標準，而這套標準來自臺灣獨樹一幟的部分發酵茶喜好與價值觀。確實，這裡的茶種與製茶技術來自臺灣，但是對茶的滋味喜好是來自個人的品評主觀，技術良莠則要看對應了什麼樣的市場與價格、採用了何種指標。
來此尋找蟲咬茶菁（具有蜜香）的臺灣師傅就曾表示：「臺灣製茶北中南口味喜好各異，往往做的不是自己喜歡的茶，而是市場需要的茶。」當地某位華人茶師傅也因其茶色香味俱全，受泰國人與中國遊客的喜愛，卻因為形狀不好看，晉升所謂的「高價茶」仍有一步之遙。當然，也有技術和臺灣較為相近，被美斯樂茶家公認手藝精湛的師傅，卻不是每每製茶都投入如此高的心力──「這批是給水公司（飲料公司）的，茶菁好的話稍微翻一翻就會甜。」
有時筆者陪著師傅看訪茶園，就會問道為何有些茶園修整的像公園般精緻，有些的草就很長？原因在於維持茶園所投入的成本十分高昂，因此若非專門製造高價產品，實在毋需週週除草修枝。運用上述幾段當地師傅對於茶的敘述，並非是說用成本考量當作對精益求精的推諉，而是當我們將品質視為產品的內建本質時，很可能會忽略了評判者的立場所挾帶的價值觀，包含筆者自己。
舉個例子，數年前臺灣曾派師傅來此教授「紅烏龍」的製法，筆者將當地人如法炮製的成果送給茶葉改良場的老師，詢問「這是紅烏龍嗎？」老師的回答是：「就臺灣眼光會認為發酵太重，但只要當地（市場）能夠接受，它就是紅烏龍。」確實，我們常用某種穩定、習以為常的標準來看待彷似熟悉的事物，泰北的茶源於臺灣，但隨著市場轉向，其對品質的考驗與看法已異於我們熟悉的臺式烏龍茶，「泰式烏龍茶」正隨著泰北華人、泰國市場與各個本地學術機構的行動而建立。品質在這個意義上，並非固著在茶葉本身，而是隨著生產者與消費者而不斷移動著。
以地方之名
過去泰北的茶葉，因為有著輸入臺灣「併堆」的歷史，所以包裝上始終寫著「烏龍茶」、「高山茶」、「臺灣茗茶」等稱謂，其真空袋若非從臺灣進口，便是從中國進貨。直到近期，美斯樂的茶開始有素色真空袋，貼上泰文標籤的做法，甚至袋子上已印製泰文。最能體察「泰北的臺灣茶」到「泰北茶」的轉變，莫過於泰國政府OTOP（One Tambon One Product，一地一特產）政策的推廣。
我幾次聽到美斯樂鄉長與茶家商討去曼谷參加OTOP展銷會的事宜。討論事項包含他家產品是否算是美斯樂特產、包裝是否符合美斯樂形象等等。這樣的展銷會等於是溝通了雙向的地方想像：泰國人透過OTOP認識泰北物產特色，而美斯樂茶家亦須篩選符合他人與自我期待的樣貌展現出來。配合政策與影視活動，美斯樂以茶為主的地方形象便由此動態過程逐漸穩定下來。
地方不僅存在於各種包裝與媒體的再現，還存在於茶葉栽作過程之中。近期泰國政府透過本地學術單位，進行有機茶園的推廣，以媒合當前全球的農法潮流與市場需求，同時達到北部山林國土保護的目的。然而，有機標章的給定──政府認證的美斯樂有機茶──卻展現國家想像與當地茶家實踐上的落差。對茶家而言，認證的茶不一定好賣，維持認證所保證的只有成本上升的必然性；對國家「推廣」有機農法而言，降低認證門檻讓參與業戶增多，卻讓原先兢兢業業的茶農感到不平。有機美斯樂的口號似乎只存於泰國產官學合作的備忘錄中，但其實另有茶家為了具有獨特蜜香的蟲咬茶，而放棄施灑農藥的慣行農法，維護蟲咬茶主角──小綠葉蟬──的生態環境，吸引了臺灣製茶師傅前來尋覓茶源，也登上了臺灣《聯合報》與泰國《世界日報》。有機作為美斯樂的地方新形象，官方的代言性質雖然看似失效，卻在小綠葉蟬所促成的蜜香與栽種過程中達成效果。
當今的茶鄉美斯樂
經歷各式國家力量的介入，而臺灣市場又已然遠去的情況，當今泰北茶業進入發展的「戰國時代」，各自逐鹿市場也各自發展競爭。這樣的局勢隨著具有都市生活經驗、泰國教育背景的第三代經營者加入，而有著與過去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在觀光旅遊、高端消費、品質與產能提升都顯得更有企圖心，打造自身品牌的意識也更加明確、更有實踐能力。
新一代茶業經營者具有與父執輩截然不同的經營觀念與市場嗅覺，對於茶業發展的邏輯與運行方式亦受其影響而有所不同，其反映的不僅是世代交替下茶業的翻轉，更是新一代泰北華人如何重新想像美斯樂的表現。然而，這個由國共歷史、跨國政經、各式族群與製茶技術所共同組裝浮現的茶鄉，僅是美斯樂眾多面貌的其中之一。
隨著泰北更多新闢旅遊景點的相互競爭、茶葉市場不斷變動的狀況下，當地人開始引進更多外部資源，例如在地發起的櫻花種植計畫、與中國某基金會討論共同合作開發旅館等等。茶產業之外的咖啡，也在少數民族的闢建下產量不斷增高，發展出與華人茶產業截然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社群與物作的組合、發展下，美斯樂不斷地被訴說、被改造。與其考察美斯樂如何做「茶鄉」，不如跟隨在地華人、少數民族、緬甸移工的腳步，觀察他們如何面對不同考驗，在一連串行動中「做」茶鄉。
註解
- 若松大祐(2013)。臺灣現代史上的官方國族主義與泰緬孤軍形象。大阪大學中國文化論壇，No.2013-5。
- 石炳銘(2008)。異域行泰北情──救總在泰北工作實錄。臺北：中華救助總會。
- 呂天(2000)。邪惡的罌粟: 20世紀毒品問題掃描。重慶：重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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