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那場死亡100萬人的盧安達大屠殺，大部分的死者是男人，大部分的逃亡者是男人，大部分的囚犯是男人，請問誰要來治理國家？悲劇與困境創造了令人想像不到的機會。現在的挑戰是如何讓這些機會延續下去。
【撰文： 拉妮雅． 阿布茲德 RANIA ABOUZEID／攝影： 雅佳姿． 艾梅茲 YAGA ZIEEMEZI】
盧安達的大屠殺紀念館是讓人難以忘懷的地方。
它位在首都吉佳利，是1994年百日恐怖種族衝突的紀念地之一。這場恐怖事件起於胡圖族極端分子指控圖西族叛軍擊毀一架飛機，上面載著盧安達總統朱韋納利．哈比亞利馬納與蒲隆地總統西普里安．恩塔里亞米拉。哈比亞利馬納跟大約85%的盧安達人口一樣是胡圖族。致命的墜機事件引發的緊張關係一舉爆發，成為導致100萬名圖西族人死亡的大殺戮。成千上萬的胡圖族人也遭到殺害。根據報導，至少有25萬名婦女被強暴，超過9萬5000名孩童變成孤兒。
衝突結束時，在大約600萬名存活下來的盧安達人民中，女性占大多數。參觀「種族屠殺反對運動紀念館」時，訪客會被帶領穿越七間幾乎全黑的陳列室，牆上展示著令人難過的照片、影片和地圖，直到進入由霓虹燈光象徵大屠殺結束的兩間展廳。這座紀念館位於首都的行政中心，旁邊是國會大樓，對街是最高法院，這些政府機關都因為當年的暴行而永遠改變了。
艾莉絲．烏魯薩羅．卡瑞凱茲還記得那些黑暗的日子，也記得盧安達該如何往前走的這個看似巨大無解的問題。身為人權律師的她，在1997年率先提出強暴應以戰爭罪視之而裁度刑罰，也在1999年共同創立了衝突管理中心。「大部分的死者是男人，」她說：「大部分的逃亡者是男人，大部分的囚犯是男人，請問誰要來治理國家？」
悲劇、需要和務實考量，讓盧安達倖存人口中占80％的婦女填補了領導位的空缺。在婦女公民社會團體的幫助下，國會議員立下了世上對婦女最友善的一些政策。
1999年，女性正式獲准在親人未留遺囑的情況下繼承財產，一舉推翻傳統，讓以前因為兄弟而喪失遺產繼承權利的鄉村女孩變成了地主。其他的改革措施則讓女性得以拿她們的土地去抵押貸款。女性去銀行開戶可以不用先生同意，進一步促進了財務自主。女孩的教育成為優先要務，許多措施讓更多女性能夠上大學，還有為女孩所設的獎勵，鼓勵她們就讀傳統上以男性為主的學科。
從前的盧安達將女性視為財產，婦女的主要功能就是生小孩，如今的盧安達已經改變，憲法規定至少30%的政府職位必須由女性擔任。自2003年起，盧安達便一直是全球女性國會議員比例最高的國家，目前下議院女性比例為61%。盧安達七名最高法院法官中有四名是女性，包括副首席大法官。
總統大位仍是男性的勢力範圍，自2000年起，總統一職便由結束大屠殺的前軍事指揮官保羅．卡佳梅擔任至今，但盧安達的26名內閣成員中有13名是女性。卡佳梅在某些人眼中是獨裁者，在其他人眼中則是有遠見的領袖，他與他所領導的執政黨盧安達愛國陣線共同推動建立新的國族認同，完全抹除了胡圖族及圖西族之名，同時朝性別平等大步躍進。
大屠殺之後會有這麼多改變主要是因為沒有男人，不過如同人權律師卡瑞凱茲所說，這也是「因為一個政治願景」。婦女拒絕包庇涉入大屠殺的男性，包括自己的親屬在內，並且挺身而出作證指控強暴者，這些都讓女性獲得肯定。卡瑞凱茲說，支持婦女的政策也呼應了前殖民時期女性在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當時盧安達的國王都會接受母親諮詢，而鄉村男性在外放牧牲口時，維持部落運作的也是女性。
盧安達的價值觀以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在一個世代的時間中發生了改變，至少在公共領域是如此。愈來愈多婦女進入政府工作，她們的影響不僅在於制定法律與政策，還在於鼓舞人心的力量。39歲的艾格妮絲．依納烏姆圖是婦女咖啡農合作社的社長，這個合作社位於卡永札東區綠油油的山丘高處，有160名成員。她說，在大屠殺之前，婦女不能做的事情很多，包括種咖啡。她說看到婦女進入議會「給了我們信心和自尊。我看見只要我努力，我也可以做大事。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之中有些人成了地方上的領袖。」
盧安達婦女的權益不是上街頭爭取來的；她們是透過立法行動獲得權益，並期待改革可以由上而下，滲透到整個社會。然而不管是國會議員盧巴古亞，或是性別與家庭促進部法律組前組長伍札，都不認為社會的改變已經大到不再需要30%的保障名額以確保女性在議會中有充足代表。
「我們還沒百分之百達到目標，」盧巴古亞說：「心態不是一夜之間可以改變的。」這一點在家庭的性別關係中可以清楚看到，伍札說，相較於政府政策，家庭中的性別關係並沒有太多改變。伍札在她的博士論文中檢視了盧安達女性議員的公領域與私領域生活，她說，盧安達婦女不管在公領域握有多大的權力，這個權力到了家門口就消失了：「男人還是很守舊。」完整內容文章和精彩攝影作品，在《國家地理》雜誌2020年5月號 NO.222「昆蟲都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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