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螺大橋1952年開工、隔年完工，當時鋪設橋面的工人頭戴斗笠，充滿「時代感」。 （印刻提供）◎藍祖蔚2020-05-09
西螺大橋的外貌曾經三度變色，從昔日具軍事考量的綠色、灰色，走到今日觀光討喜的紅橋，見證台灣歷史流變的傷痛。 （記者林國賢攝）
人生的timing（時機）很重要，在對的時間點講出能夠擊中對方心坎的話，心想，才容易事成。
《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印刻提供）
西螺人早在1934年就有在濁水溪上建橋之議，一拖18年，直到1953年才蓋橋成功，而且是在那個凡事為軍事，全體軍民都得相信「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政治口號的年代，西螺大橋得能順利完成，關鍵在於幕後推手李應鏜講了兩句話。
為了建橋，在蔣緯國引介下，他面見蔣介石說：「要反攻大陸，就要建西螺大橋。」因為只有建妥西螺大橋，台灣南北才能貫通，軍事、國防、交通和經濟上都能發揮非比尋常的重要性。這個利害分析，聽在「家在山那邊」的蔣介石耳裡，何等懇切！？
建橋推手未見碑文 李應鏜愛女「榮耀汝父」
然而，早在向蔣介石進言之前，李應鏜就已經寫信給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申請美援建橋，這是執行馬歇爾計畫的美國聯政府機構。協助位處反共第一島鏈的台灣搭建西螺大橋，同樣也具有封鎖赤色力量，支援軍事作戰的潛力。這個事實陳述，美國杜魯門總統聽懂了，就在韓戰爆發前一個月，批准計畫，130萬美金的建橋專款，於1951年初匯進了李應鏜私人戶頭之中。
觀看李應鏜女兒李雅容的著作《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你可以看見多數台灣人理應熟悉，其實卻極陌生的1950年代前後的台灣開發史。原因之一在於西螺大橋雖然曾經非常重要（遠東第一，世界第二鐵橋），但是建橋紀念碑的碑文上未見李應鏜之名，只因大橋完工落成之際，他已非西螺鎮長，堅持只能刻上西螺鎮公所之名。李應鏜「但求事成，不搶功亦不居功」的謙讓心態，透過李雅容的整理與書寫，實踐了聖經馬太福音中所期許的「Honour Thy Father（孝敬／榮耀汝父）」。
大橋綠灰紅三變身 與島民見證時代
至於西螺大橋的色彩流變，同樣也是有趣的台灣記憶。初為綠色，與周遭稻田同色；後改灰色，要與濁水溪溪砂同色，動機都基於軍事上的防空考量，要讓臨空敵機難以辨識。至於晚近的紅色，則是大橋功成身退，轉成觀光景觀的美麗換妝了。
李應鏜生在日本時代，到京都受過日本教育，這本傳記書中因而可以看到不少日治時期的台灣情貌：包括二戰末期，只要空襲警報一響，李家大小躲進果園防空壕，有時甚至還把鍋子搬進去煮食，因為美軍曾在西螺投擲過十多枚的破壞彈；包括國小學生得跪坐校園，聆聽天皇第一次的「玉音放送」，結果卻是宣布投降的「終戰詔書」，導致師生抱頭痛哭。當然，隨後的台灣孩子往往就得在日語、台語和北京話的三語交錯的環境中摸索前進，《悲情城市》的金瓜石醫人員學的是頭痛牙痛肚子痛，西螺李家則是從「人有二手，一手五指，兩手十指…」開始勤學漢語，改朝換代的語言課程何等奇特。
不過，最觸目驚心的畢竟還是屬於李應鏜在二二八之後，如何搭救參與過攻佔虎尾機場件的鄉親，當時，嘉義已經發生與國軍談判的名人林茂生、陳澄波遭槍殺的噩耗，李應鏜還敢與「土匪仔政府」交涉做保，就算憑恃的是與部隊長還算相熟，然而就在走出營區之前，竟然槍聲大作，著實驚心動魄，在那個有理說不清的肅殺年代，冒險交涉需要的智慧、義氣與膽識都非比尋常。至於，接下來國軍挨家挨戶的戶口清查變成侵門踏戶的巧取豪奪，具體而微說出了尋常百姓無可奈何，卻又悲憤難抑的委屈心情。
白恐驚魂23小時 後遺症驚駭餘生
至於1951年5月一大清早警察及保安司令部官員直接登門，以通謀台獨首腦廖文毅之名搜索李家，即使一無所獲，依舊強行押走李應鏜，扣人23小時，同樣亦是想來就心驚的白恐往事。李應鏜後來的低調、噤聲與抑鬱染病，想亦都是白恐症候群的後遺症。
全書最神奇的一筆就是以西條八十的歌謠「金絲雀」做結。那個年代的台灣士紳，早已被迫噤聲忘了如何歌唱，他們心中，或許只能藉由「若能乘著象牙船，划著銀槳，漂浮在月夜的海上，將憶起遺忘的歌」的歌詞意境抒發鬱悶。《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這本書所能摭拾的無非就是快被台灣人淡忘的西螺往事，無非就是once upon a time in Si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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