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環境問題與日中環保合作的可能性

中國的環境問題與日中環保合作的可能性

 [2014.10.07]窪田順平

據世界貿易組織（WTO）2014年4月發布的2013年貿易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貿易總額已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對於經濟持續成長的中國而言，始終未能找到有效對策的問題之一，便是以PM2.5（細顆粒物）為代表的嚴重大氣污染等環境問題。除了PM2.5外，從造成全球氣候暖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來看，中國也早已是世界第一大排放國，其排放量占全球總排放量的24%，即全球4分之1的碳排放來自中國。排放量第二的美國與中國合計排放了超過全球3分之1的二氧化碳。

同時，中國在大氣污染、水污染和食品安全方面也面臨著各種環境問題（比如，參考文獻・井村2007、相川2008）。本文將重新挖掘中國環境問題的實際情況，超越由作為環保已開發國家的日本提供技術援助這種常規框架，探討以日中乃至東亞地區的環境問題為中心的合作事業的局限性和可能性。

第一個衝擊事件是黃河斷流與長江大洪水

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尤其在1992年之後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而環境問題也在最近20多年來集中暴露了出來。不過在此過程中，環境問題的性質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首先，對中國造成重大衝擊的是1997年在前所未有的廣泛區域內發生的黃河斷流事件和1998年發生的長江大洪水事件。

據說，黃河斷流是由於不斷發展的農業、工業和城市用水需求增大而引起的。然而，問題絕非這麼簡單。筆者所在的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為地球研）曾與中國聯合進行了黃河斷流調查研究項目（黃河項目，負責人：福嶌義宏名譽教授），結果顯示，為防止沙漠化而實施的植樹造林活動也導致用水量增加，成為黃河斷流的原因之一（福嶌2007）。在黃河流域，用水的大半，即約70%為農業用水，而這部分用水量在上世紀80年代達到峰值，在出現斷流的90年代後半期並未發生大的變化。

但是另一方面，調查顯示，以上世紀80年代為分水嶺，黃土高原地區的用水量在此前後差異巨大。這是因為中國作為一項國家事業持續推進的、旨在防止黃土高原沙漠化的植樹造林事業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得到恢復的森林所消耗的水量（蒸發散失量）不斷增加，最終導致了黃河下游水量減少。植樹造林這種旨在防止沙漠化的環境對策卻又引發了黃河斷流這樣一個新的環境問題。

為開發煤礦而建設的位於黃河中游的烏海市近郊的人工林地。這裏的人們從黃河取水育林。雖然植樹造林減少了侵襲城鎮的沙塵，但乾燥地區寶貴的水資源也被消耗掉了（2012年3月12日，窪田攝影）

儘管人們認為造成1998年長江大洪水的直接原因是異常降雨，但致使損失擴大的重要原因是人們在山區砍伐森林，無節制地開墾農地。因此，在長江大洪水之後，中國政府實施了「退耕還林」（限制農地，恢復森林）政策，這一政策在伴隨人口增加而不斷擴大農地的中國歷史上堪稱罕見之嘗試。

快速的城市開發帶來新的環境問題

正如上述事例所示，截至本世紀初，中國為實現糧食自給和糧食增產而大力開發農業，造成了沙漠化和山地的荒廢，並最終導致了沙塵增多、缺水和洪水等各種問題。不過，從城市化和工業化日益發展的本世紀頭10年後半期開始，狀況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農業開發導致草原消失和沙漠化問題日益加劇的內蒙古自治區，目前煤炭和稀土等礦產開發如火如荼，與此同時，城市開發也在迅速發展。過去，這個地區的煤礦大多都採用日本那樣的坑道採煤，危險性極大，但現在都改成了大規模的露天採礦，煤礦周邊的村鎮展開了與中東地區似的城市開發。當地人從事農業的積極性下降，已經不存在驅使人們去開發農地的壓力了。有些中國的研究人員甚至聲稱不會再出現沙漠化問題了。

陝西省神木縣的露天煤礦。這裏的煤層位於地表下約70m的深度，人們將煤層上方的砂土全部清理之後進行露天開採。開採1年後，必須履行修復植被的義務（2011年9月8日，窪田攝影）

雖然露天煤礦所引發的環境問題是新的課題，但開採方被嚴格地賦予了修復環境的義務。現在的形勢與眾多日本NGO參與植樹造林的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特有的對策不斷進步

中國的環境問題的確比較嚴重，但這種理解也並不全面。比如，過去普遍認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但是近年來世界各國都開始採用某種被稱為政策整合或政策組合（policymix）的經濟政策，以使魚和熊掌可以兼得。中國的胡錦濤政權也在2004年後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在推進環境對策時尤其注重利用市場機制和經濟利益上的激勵效應。

中國約70%的一次能源依賴於煤炭，火力發電廠的硫氧化物排放量高居世界第一。中國曾提出目標，要在2010年前將硫氧化物排放量削減10%。本世紀頭5年，中國推出了按排放量徵稅的制度（排污費）等對策，但收效甚微，而技術領先的日本的脫硫裝置又價格昂貴，未能得到推廣。不過，2005年以後，中國企業成功地自主開發出脫硫裝置，大幅降低了成本。最終，中國製造的脫硫裝置迅速普及，基本實現了預定目標（堀井2010）。

此外，中國還積極引入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等可再生能源。就太陽能發電所需的太陽能晶片的產量而言，起初是日本，後來是德國領先，近2、3年來，中國企業已經躍居世界第一。在風力發電方面，中國目前的裝機總量也是世界第一，世界前10大製造商榜單中，中國企業占據了三個席位。在經濟利益激勵下的環保努力方面，莫如說中國比日本更勝一籌。尤其是在成本上，中國的此類產品和其它工業產品一樣具有較大優勢。

政府、企業與地區居民共同參與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圓桌會議」

下面，再介紹一下中國環境問題另一方面的情況。這是發生在位於沿海地區的江蘇省太湖的事例。上世紀90年代以後，開發活動導致江蘇省太湖流域污染日益嚴重，2007年爆發了大規模藍藻污染事件，一直以太湖作為飲用水源的無錫市停止從太湖取水，演變為一個重大問題（中尾等人2009）。江蘇省的經濟發達程度堪比上海和浙江省，而江蘇省政府強調將環保政策作為指導理念，很早就提出了要建設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小康社會」。

蠡湖是與無錫市區相接的太湖內湖，實施生態恢復行動後，這裏建成了一個公園。2008年11月到訪此地時惡臭熏天，而本次重遊故地，已完全嗅不到異味了（2011年12月22日，窪田攝影）

遵循這一指導理念，從上世紀90年代後半期開始，江蘇省便推出了一系列先進又具有實驗性質的環境政策，比如建立了當時在中國還非常少見的環保措施資訊公開制度（企業如不公開環境資訊，將無法獲得銀行貸款），並推出了COD（化學需氧量：用於制定河川、湖沼和海域的環境標準）排放權即污染物質排放權的交易試驗項目。

儘管這些政策並不能讓問題得到完全解決，但特別引起我們關注的是，當地建立起了政府、企業和居民共同參與的圓桌會議，即討論本地區環境政策的圓桌會議機制（大塚2010）。在中國國內，召開這種圓桌會議本身就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種嘗試類似於日本的淀川等地的流域委員會。要解決環境問題，企業、居民以及NGO等組織的主動參與在提高實效性和預防性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或許中國也開始意識到了這一點。

東亞的環境地緣政治阻礙各方建立合作關係

從國際上看，自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召開全球環境峰會以來，全球暖化問題逐漸成為世界頭號議題。以英國為中心的歐洲在全球暖化問題，以及相關倫理問題上具有非常明顯的理想主義觀念，長期引領著全球的輿論導向。其背景原因在於，冷戰終結後被劃入「歐洲」的東歐各國在能源利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等領域效率低下，反而容易通過較少的投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實現能源的高效利用。可以認為，隨著冷戰結束而在歐盟（EU）內部產生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同化，促使區域內各國在環境問題上也建立了互惠關係。

與之相比，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東亞地區的情況迥然不同。與歐洲內部的政治和經濟同質性相比，東亞各國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差異極大，導致互惠關係難以形成。這裏不僅有日本和韓國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也有中國這樣一面維持著社會主義國家時代的共產黨領導體制，一面又在徹底地向市場主義經濟轉型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形成在政治和經濟上具有共性的戰略互惠關係。

在環境問題方面，除了PM2.5和過去就一直存在的沙塵問題外，海洋污染等問題也讓人首先關注到上風與下風（上游與下游）的關聯性。目前存在一種極為特殊的地緣政治狀況，位於上風的中國正面臨二氧化碳等多種因工業活動引發的公害型污染問題，而位於下風的日本卻在節約能源和防治環境污染領域擁有世界頂尖技術。

針對全球暖化和酸雨等全球性的環境問題，歐洲具有不得不共同應對威脅的地區性特點，而在明顯具有上風和下風關係的東亞地區，卻難以找出可以共同應對的威脅。此外，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出現了一些不一定需要日本技術的領域，比如環境相關技術、太陽電池模板、硫酸脫硫裝置等。可以認為，日本似乎太拘泥於技術合作這種思維模式，對本質性的區域合作缺乏框架和構想。

建立作為自然災害頻發地的戰略互惠關係

那麼，在東亞地區是否真的無法找到環境合作方面的戰略互惠關係呢？其實，上世紀90年代以來英國等國提出的氣候安全保障論，或者說環境安全保障論，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換言之，這種觀點認為能否解決環境問題事關整個地區和區內各國的政治及社會穩定，所以要採取預防措施。除了這種觀點外，東亞地區還有自己的突出特點。

放眼東亞，或者說包括東南亞在內的區域，由於地處環太平洋尤其是太平洋西側地帶，所以亞洲季風氣候特點顯著，源於環太平洋火山帶的火山眾多，地震頻發。亞洲季風是造成梅雨和颱風等災害的根源，而地震除了自身造成的災害外，還會引發海嘯這樣的嚴重災害，比如日本在東日本大地震中，以及此前印尼和泰國等國在蘇門答臘海域地震中遭受的海嘯。

環太平洋，尤其是東亞到東南亞這一帶地區，是全球罕見的自然災害頻發地帶。人為造成的威脅，比如全球暖化問題，對我們而言的確是一個重大威脅。可以認為，2013年末侵襲菲律賓的颱風也是受其影響所致。除了這種人為造成的問題外，還有對人類構成重大威脅的火山和地震等自然環境變動問題，針對這種種威脅，確實有必要建立國際合作框架（米本2011）。如果能在東亞地區達成這種共識，並向全世界提出建議，應該就有可能形成涵蓋環境問題等在內的、地區性的戰略互惠關係。

借助多邊研究人員網路推進合作

在現實中，也有看似難以合作的國家借助環境問題不斷推進聯合研究工作的事例。地球研的「阿穆爾・鄂霍次克項目」（Amur-Okhotsk Project，負責人：白岩孝行副教授）便是其中之一，項目調查結束後，大家仍希望在尚未形成政府間合作關係的阿穆爾河（黑龍江——譯註）流域各國之間建立科學工作者層面的合作關係。明確了對阿穆爾河及與之相通的鄂霍茨克海環境加以保護的必要性後，各國通過研究人員這一管道，致力於共同解決相互關聯的環境問題，並建立了探索共同利益的機制（阿穆爾・鄂霍茨克共同體［Amur-Okhotsk Consortium］）。除了政治和經濟外，基於所謂的二軌外交的長期性努力對增進地區互信也十分重要。

過去，在與中國開展的環保合作方面，往往是採用日中雙邊合作的形式。然而，考慮到東亞政治和經濟的非同質性，莫如說更需要開展多邊合作。此外，過去日本普遍認為本國的環境技術先進，而中國還很落後，傾向於從技術合作或技術供應角度考慮問題，如果一直拘泥於這種思維，恐怕將一事無成。

在此，筆者想再次強調，日本應當積極主​​張開展作為「國際公共財富」的國際共同研究活動。換言之，日本應該大力宣傳環境問題本身就是安全保障的一部分，解決環境問題將有助於維護地區穩定，因此各國都應該積極推進多邊共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