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東風壓倒西風——未來世界的「東方化」
2017/08/08 徐子軒
著名的英國《金融時報》評論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近來針對「東方化」（Easternisation）的現象，出了一本新書——《東方化：中國印度將主導全球》——探討權力和財富從西方轉移到亞洲的過程。
拉赫曼首先談古論今，綜括過往六百年來的全球史，提出西方漸趨沒落、東方正在興起的觀點。且由於美國從「世界警察」的位子撤退，面對東亞、中東、東歐等地的紛爭，各國都很好奇美國是否還願意為維持霸權與秩序付出代價。
既然主題為東方化，不可避免的討論即是中國如何與美國競逐霸權，拉赫曼再度提到「修昔底德的陷阱」。除了此消彼長的經濟情勢，他也將焦點置於兩國的心理因素，因為如果只是機械式的數字分析國力，反倒會忽略修昔底德留給後世的智慧。
從字裡行間，我們可找出三種動機（或說情緒）掌控國家，它們分別是慾望（appetite）、激情（spirit）與恐懼（fear），反映著人類的基本心理需求，這些都需要理性來控制，才不會使社會失序，進而引發衝突。
以伯羅奔尼撒戰爭為例，起因是由於斯巴達對雅典權力增長的恐懼，但斯巴達恐懼什麼呢？是兩國力量的起伏，讓霸權國必須先發制人？修昔底德給出了答案，斯巴達恐懼的並不是安全受到威脅，而是做為希臘霸主的身份與自尊受到威脅，使斯巴達公民投票開戰。
在恐懼喪失地位後，斯巴達便難以理性控制激情求戰。另一方面，雅典則是垂涎於利益的慾望與追求地位的激情，同樣無法以理性求和。是故，戰爭從根本上來看乃是雙方心理失衡下的結果。
無論古今，從財富到權力是國家崛起必經的過程，代表的是利益的慾望；隨著國家累積一定實力，自然會開始追求地位與榮譽，代表的是非利益的激情。國家政體不同，動機不盡相同，亦會重疊，如寡頭政體下的人民易受激情支配，民主政體易受慾望支配。進一步而言，大國間的爭霸、對權力的渴望，並不是只為了個體的生存，乃是要以權力確保個體在同類中的權威。
這不只是古希臘的思維，兩千多年來的人類史仍是處處可見。以冷戰為例，從蘇聯成功測試核彈、發射史波尼克衛星，直到古巴危機的對峙，似乎不惜掀起核戰。莫斯科這麼大的動作並非為了安全考量，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慾望。具體呈現在1972年以後一系列的戰略武器談判協議，美國承認蘇聯的同等地位，造就短暫的和緩局面。
又像是2003年的美伊戰爭，無論是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利益誘惑、或是尋找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的安全理由，這些現在看來都不是主因。驅使美國發動戰爭的，恐怕更像是小布希政府的歷史地位追求，以及美國人民的榮譽愛國信念。
當激情達到高峰，彷彿「單極」（unipolar）主導世界，但自由主義的全球秩序至此開始脫軌，也就註定美國的衰退。
即使如此，拉赫曼認為，繼任的歐巴馬政府對於維護美國霸權地位也沒有猶疑。在歐巴馬上任之初，「G2」（美、中兩強）合作的聲浪頗為高漲，華府一度趁勢，希望利用中國處理金融、氣候、反恐、核擴散等全球性議題。
但未經多時，華府就理解到，中國不會是美國領導體系內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相反地，北京在各地的得寸進尺，正快速的侵蝕著美國的地位，而華府顯然沒有具體的對策，它寧可保持更多的戰略彈性。
崛起的國家又會有甚麼樣的動機呢？
在拉赫曼看來，中國正在放棄「韜光養晦」，開始採行更具攻擊性的路線。自習近平政權接班，無論是中日釣魚台／尖閣列嶼之爭、中菲越等南海主權之爭、中印邊界領土之爭，乃至於懷柔式的一帶一路，中國「毫不避諱地展現維護亞太地區核心地位的慾望」。
若以漢民族王朝時期的經驗來看，對於西、北邊部落群體的往來，主要是以慾望與恐懼為動機。一方面可以從遊牧民族獲得馬匹，並進行通商，一方面又害怕來自草原的入侵，想方設法防衛與修好。對東、南方的鄰國則是以激情驅使，打造萬邦來朝的天下體系。
現代中國大致依循著歷史軌跡，既疑懼俄羅斯在北方的虎視眈眈，也於東南亞、南亞等地開始著手建立新的國際秩序。
不過，躊躇滿志的背後，蘊藏著其他的動機，使局面益發複雜——那就是操作民族主義的強國激情，以及擔心政權受西方暗中破壞的恐懼。
一方面，北京企圖透過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藉以沖淡經濟成長趨緩可能帶來的衝擊；另一方面，北京不斷將防火牆越築越高，除了禁止西方有害思想入侵，更要壓制內部反抗聲浪，包括自由派與半民主的香港。
拉赫曼認為這些動機使中國形成不安全感，將矛頭指向阻撓中國崛起的美國，更構成對美中相互依存的嚴峻挑戰。
雖然美中分庭抗禮的趨勢正在成形，但至少到目前，拉赫曼強調東方化仍不足以完全替代西化。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新興大國的內部問題，無論是中國或印度，都不足以提出可信賴的制度；再來是亞洲大國彼此對抗，在可預見的未來，難有所謂的東方聯盟，這就會讓西方主導世界的時間延長。
然而，這是假設沒有霸權戰爭、現行國際規範仍然有效的情況，拉赫曼心裡也明白，「歷史造就的制度慣性不可能無限期維持西方的優勢」，制度必須改革，與更強的參與者分享權力才能延續。不過事總與願違，「西方制度有效論」也受到嚴重的挑戰，卻是來自制度的締造者美國——以「美國優先」的川普當選後，對國際制度欲拒還迎，讓體系蒙上群龍無首的陰影。
目前中國已顯露出捨我其誰的姿態，企圖彌補美國留下的權力真空，像是北京近來一直嘗試扮演全球領袖的角色。但主要大國或基於對中國的不信任，如歐盟、或基於與中國的夙怨，如日本、印度，均未能支持；至於美國，仍具有扭轉全局的能量，也不會輕易放棄得來不易的權力與利益。因此，中國想在這個時刻取代美國，不僅條件尚未成熟，更會遭致美國的反擊，正如伯羅奔尼撒前夕。
有趣的是，本書完成於2016年、川普尚未當選美國總統前，拉赫曼在結論中指出，已經是科技發達的21世紀，相信國家會依照古希臘行為模式，「未免太宿命論」。但在中文版內，拉赫曼也添加了川普就任之後的最新情勢。
他認為美中之間戰略誤判的風險正在上升，川普和習近平如果繼續各自堅持立場，那麼發生危險的對峙只是時間早晚。這或許說明，部份人類的心理狀態正產生返祖現象：情緒高漲的民眾、利益薰心的精英、自尊又自卑的領袖，將會共同把兩國帶入「川習底德」（Truxidides）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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