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砲火未熄的敘利亞，政治、宗教與歷史上的分歧，讓內戰無法劃下句點，致使大量人民流離失所，導致讓全球關注的難民潮。近年來在國際影壇之間，劇情片《希望在世界另一端》、《販膚走卒》講述難民於歐洲新生之難，紀錄片《阿勒坡最後的男人》、《親愛的莎瑪》關注當今敘利亞國內生存之危，屢屢受到歐洲三大影展或奧斯卡親睞。
本次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選映的《雅穆克圍城日記》（Little Palestine, Diary of a Siege），由意外扛起攝影機的社會系學生導演，記錄其巴勒斯坦難民滯留的家鄉雅穆克，遭遇戰火「圍城」長達一年的生活。面對物資與醫療用品斷絕的飢餓與病痛，具逃亡創傷的長者、肩負生存拉鋸的成年人、渴求溫飽童年的幼童，成為圍城生活中的囚徒。然而，他們對自由的渴盼與呼告躍現於鏡頭，更於導演詩意的畫外音敘述底下，具象化成為一篇篇引人聲淚俱下的生命詩篇。
政治上的圍城，巴勒斯坦難民難逃戰火的命運
雅穆克位於敘利亞大馬士革南邊市郊八公里之處，歷史上曾為七世紀阿拉伯－拜占庭戰爭之中，正統哈里發國的穆斯林軍隊戰勝拜占庭帝國的關鍵，也宣告阿拉伯勢力在此崛起。一千三百多年後的20世紀中葉，因以色列在二戰後正式建國，自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遭驅逐或逃離家園，大量人口流入鄰國敘利亞。
1957年，雅穆克難民營正式成立（Yarmouk Camp），多年來在敘利亞政權默許下，容納近 百萬巴勒斯坦、伊拉克難民以及敘利亞居民，根據2011年統計更有16萬巴勒斯坦難民聚集於此，不僅成為該地最大族群聚落，更佔據敘利亞國內巴勒斯坦人總數的三分之一。如同《雅穆克圍城日記》片中拍攝，難民營如今已與一般市街無異，擁有商家、學校與醫院，區內地狹人稠，生活仍為困苦，但居民仍自力更生，直到戰火摧殘之前。
2011年受阿拉伯之春影響，敘利亞反政府示威活動風起雲湧，對立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加諸於國際勢力加持，衝突逐漸演變為內戰。雅穆克難民營不僅得選邊站而捲入戰事，部分居民前期傾向容許難民依存的政府派，後期轉向立場更為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反對派，然而多數居民仍以和平中立為上策。同時，雙方陣營也以難民營作為保衛與進攻大馬士革的關鍵，於2012年底在難民營爆發激烈衝突，學校、清真寺皆遭到空襲，重創雅穆克難民營。
即便雙方而後停火撤出，但仍把持住難民營的出入口，提防衝突發生，也把居民們作為人質箝制，導致「圍城」發生，《雅穆克圍城日記》即呈現2013年居民於此段時間生活之困頓。例如：女人們捥嘆著丈夫在城外無法進入，自己也無能出走為家庭求生；缺乏物資的居民吃起雜草，烹煮仙人掌作為食物；人們長期營養不良，加上醫療品空空如也，致使上百人死亡，讓居民們起身要求聯合國、國際紅十字會援助。
「圍困」成為雅穆克居民的生存隱喻，歷史上他們是巴勒斯坦遷徙而來的難民，政治上他們處於敘利亞內戰的兩派之間，宛如在大人間求生存的孤兒，正如同紀錄片中訪問的婦女說：「我們不能回巴勒斯坦，也不能留在敘利亞，生活在哪裡都是屈辱。」令人也遙想起記錄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理大圍城》，以抗爭者於香港理工大學遭受警察包圍，據實呈現社運進退兩難的命運。
導演阿布達拉．哈蒂柏（Abdallah Al-Khatib）也想藉由電影，讓觀眾重新認識難民營所背負的創傷：「這些巴勒斯坦人是誰？他們為什麼要忍受這種磨難？為什麼巴勒斯坦人要付出雙倍的代價？如果我們忽視導致巴勒斯坦人被驅逐的罪行，那麼我們根本無法理解雅穆克的情況。」
影像中的圍城，以鏡頭與口白掌握話語權
導演阿布達拉．哈蒂柏即出生自雅穆克，他過去是大馬士革大學（Damascus University）的社會系學生，曾加入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協助在地青年的學習與就業發展。然而，「圍城事件」令他的人生就此180度大轉彎，當其影像創作者好友哈桑．哈桑（Hassan Hassan）偷渡離開雅穆克，將攝影機留予哈蒂柏，他才開始記錄圍城景況，延續而後在偷渡過程遭軍隊殺害的好友遺志。
《雅穆克圍城日記》數度穿插哈蒂柏的口白，串起整部電影的脈絡，其內容改編自他在圍城期間創作的「40條圍城守則」，為片中注入既銳利且詩意的聲響，例如片中口白描述：「圍城就像生活在監獄裡的一天，不是逐漸瘋狂，就是邁向自殺的道路。在圍城之下，時間是被圍困者真正的地獄。」
當導演與志願者試圖前往物資站領取食物時，卻遭受無情槍擊；攤商們沒有糧食得以販賣，居民們只得搶購仙人掌或野草，怨聲載道嘲諷：「政府大可以左手投炸藥，右手投物資，只是他們不願意。」抑或是導演的護理師母親，照料行將就木的老者，餵養骨瘦如柴的幼兒，導演哈蒂柏於口白宏觀而寬慰地註解：「所有人都在為他人的悲傷哭泣⋯⋯別隱藏自己的痛苦，去感受它，一起哭泣。」
居民們受困的處境，宛如深陷時空的迷宮無得逃脫，只得轉移注意力：「試圖在孩童的笑容尋找意義、清理馬路上的炸藥、摺紙飛機、拿起相機拍攝、起身歌唱。」鏡頭旋即轉移至居民們搭建流動的鋼琴架台，伴隨彈奏與演唱出的高昂樂音，鼓舞著被流彈襲擊、深埋於瓦礫塵埃間的街區，聲影具現居民們險境生還的毅力。
當政治情勢無理夾擊雅穆克，槍林砲火無情圍困居民，原先自給自足的家園，轉瞬成為人間煉獄。哈蒂柏一手以鏡頭捕捉居民們力求生存的景況，一手以詩句書寫內心感觸與哲理反思，兩者合一則成為《雅穆克圍城日記》，猶如讓他以電影掌握回話語權，既是宏觀描繪雅穆克整體圍城面貌，也微觀深入探究自身或居民的內在狀態：「拍片讓我找回在戰爭失去的內心平靜，保護我自己的記憶不淪為遺忘，讓我的思想不陷入瘋狂。」
時間裡的圍城，輪迴歷史下以影像記錄的一縷光輝
然而漫長的圍城之下，並非所有居民都能同導演哈蒂柏，找到能與之共存的方式，人們自由受限，遭逢挨餓與疾病，面對死亡與創傷，卻又坐困愁城而進退不得。正如導演的口白所述，時間成為他們的地獄，一名15歲便從巴勒斯坦遷徙至此的老婦，痛苦於如今得來不易的家園再遭剝奪，但也堅持自己絕不棄守，更宿命地說：人們一生只有一次死亡，而我無處可活。
如同導演哈蒂柏的青壯世代，試圖在斷簡殘篇間拼搏，就像他在開場出示其聯合國身分證件，大聲揚言要背叛退出，批判國際組織漠視雅穆克處境，藉以宣洩無力感；或者當無辜的女童死於挨餓，人們憤而上街，渴望衝破圍城屏障，卻又遭到外部軍隊的子彈襲擊而撤退。困獸猶鬥的他們，仿若瞬息便得以點燃憤怒，正如導演的「40條圍城守則」所述：「圍城與那些讓人受困其中的事物，助長了人們心中潛在的仇恨。」
圍城讓雅穆克陷入靜止狀態，但時間仍一再向前進，消磨著居民的歲月。片中一度將鏡頭轉往校園，青春因大人戰事耽誤的孩童，洋溢笑意期許圍城結束後，期許上戰場的父親能平安回家、夢想兄長能死而復生；片尾出現採集馬鞭草的女孩，面對砲彈襲擊旁邊大樓毫無畏懼，訴說在戰爭下自己並沒有夢想，只求能夠溫飽，更表示在圍城期間逼使人成長：「孩童們都老了 、疲倦了。」
《雅穆克圍城日記》霎時像楊德昌的《一一》，描繪三代人生活的哀愁，只是不論青春或衰老，都因戰火下的情勢顯得更加殘酷。片末最終提及，圍城雖於2014年終結，允許人道物資進入雅穆克，但隔年卻再遭伊斯蘭國趁虛而入佔領，包含導演一家與許多居民又一次流亡，讓這群巴勒斯坦難民後代，輪迴般重複其命運，再度成為難民。
如今，已定居於德國的導演哈蒂柏與團隊完成《雅穆克圍城日記》，片尾以樂音唱誦著「和平的巴勒斯坦國」，探問基督徒、穆斯林得以共處的國度何時到來，政治意圖顯而易見。然而，對比巴勒斯坦難民的命運，如此煽動的呼告似也才得以讓他們的聲音，能夠穿越歷史與政治上的「圍城」，以衝破銀幕般的力道被聽見。
哈蒂柏曾於《衛報》訪談間提及，圍城期間子彈曾擊穿他的家，但他並未感到恐懼，倒是就此有所反思：「狙擊手本來想殺人，但那個彈孔卻讓一縷陽光透進。」《雅穆克圍城日記》也正是如此，記錄圍城的殘酷，卻也不忘描繪人們絕望之時所激發的力量與美德，藉由影像力道傳遞出雅穆克人的渴求，讓電影成為他們「圍城生命」的一縷陽光，持續引領他們前進，
如同片中引用的另一條「圍城守則」：
圍城之下，對美的價值定義發生了變化。你在圍城之中所望見的美麗，在圍城之外並不重要。圍城之下，追尋美顯得格外重要。尋找它，如果你找到它，永遠不要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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