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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受邀參加一個主題為「中東與反恐報導」的國際記者團，在美國各地訪問一個月。然而美國總人口中只有不到1%是穆斯林，團裡記者抱怨，大部分時間只能接觸到非穆斯林「這一邊」的說法。
不過在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居住著幾十年前開始移入的索馬利亞難民。我在當地叫了一輛計程車，司機正巧是索馬利亞裔。他說自己6歲來到美國，童年至青少年時代，「完全是個美國人」，他的語言、遊戲、教育、生活方式，跟土生土長的美國小孩沒有兩樣。「直到30歲時，忽然想找回自己的根，確認自己是誰，我找到了伊斯蘭，成為一個穆斯林。」
那場簡短的對話，對我觸動強烈。身在局外，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一些在歐美長大的穆斯林家庭孩子，明明已經融入美國社會，卻突然跑去加入伊斯蘭國（ISIS）。索馬利亞裔司機的經歷讓我忽然領悟：伊斯蘭教從不僅僅是一種宗教，它是一種文化，一種無所不包的生活方式，是穆斯林共有的身分認同。
在有限的接觸中，這位司機於我印象中，是一名溫良平和的穆斯林；但今天試圖「尋根」的西方穆斯林青少年，其中一些人很可能在網絡或者其他途徑，遇到了別有目的的引導人，以他們的方式解釋宗教，解釋「根」和歸屬，最終指向伊斯蘭國。
現代的偏激印象，多半並非先知原意
局外人對伊斯蘭世界內部的思想、情感連結所知甚少，誤會與對立常常由此而來。正因如此，《伊斯蘭大歷史》一書作者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如此重要。他是穆斯林社群與西方話語之間不多見的橋梁。
無意外，我第一次接觸他的名字是在電視上。年輕有活力，思想鋒利表達清晰，穆斯林、宗教學者、伊朗裔美國人，經常在電視節目，包括脫口秀中用美式英語解釋伊斯蘭教和熱點事件背後「另一邊」的聲音，儼然網路教主。
阿斯蘭的生平讓人想起李安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裡的主人公，在不同宗教裡出出入入，都是通向同一個神的不同路徑。他出生於伊朗什葉派穆斯林家庭，15歲改信基督教，進入哈佛念書之前又改回伊斯蘭教派，還寫過學術專著《革命分子耶穌：重返拿撒勒人耶穌的生平與時代》（Zealo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esus of Nazareth），對基督教見解獨特。
唯是這樣的作者，才能以簡明生動的敘事，鞭辟入裡的分析，釐清伊斯蘭千年枝蔓，糾纏開合。阿斯蘭把我之前所獲模模糊糊的印象，看似互不相關的知識點照亮，連結成一條嶄新的道路，通向更上一層的理解。
有些論斷，只有以阿斯蘭的穆斯林身分來講，才具有說服力。比如，他從先知穆罕默德獲得天啟之前的阿拉伯半島社會情況說起，大膽宣告宗教絕對不是「誕生在某種文化真空之中」，伊斯蘭教是天啟，但絕不是無根的。在此基礎上，讀者能更全面地理解，伊斯蘭教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宗教運動，本質上更是一場猛烈的社會改革。同情弱者、提倡平等、賦予奴隸窮人同等權利，創造出互相扶助、紀律嚴明的政治軍事團體「溫瑪」（Umma）。這個公社在成立之後20年間統一阿拉伯半島，打敗拜占庭、征服波斯與埃及，發展成龐大的帝國。這般能量絕非偶然。重現穆罕默德早年的經歷，也就明白《古蘭經》視猶太人的摩西、基督教的耶穌同為先知，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身為穆斯林的阿斯蘭還證明，所謂伊斯蘭教「厭女」，完全違背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做法。實際上是第二任哈里發伍瑪爾（'Umar）個人對女性粗暴專橫，禁止她們進入公共生活，投石致死的刑罰也始於他。這可能有點像今天人們所知儒教中三綱五常嚴苛的一面，並非百分百的孔子原意，而是經過後世不斷演化。被改變被誤解，常常是革命者的宿命。
「誰執政、誰合法」的千年難題
《伊斯蘭大歷史》給我最大的啟示，是重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先知穆罕默德歸真之時，沒有指定明確的繼承人，也沒有留下如何繼承的制度，是不是由此埋下至今未能解決的一個問題：伊斯蘭國家、社會中，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從何而來？正是由於合法性沒有獲得公認的解決方案，千年以來，穆斯林社群不斷陷入「誰能代表真主聲音」的爭鬥，內耗極大。
先知之後，溫瑪曾經在聽取部族大多數人的意見情況下推選哈里發，但很快到了第四任哈里發就止於內戰。在遭遇殖民、異教戰爭的衝擊之後，誰代表正道，不斷「被解釋」成符合各種團體需求的樣子，造就了今天很多人頭腦中那個激進好戰、食古不化的伊斯蘭教形象。
先知穆罕默德集神權與世俗管理權於一身，並無爭議，而在他身後，「誰說了算」這件事導致了遜尼與什葉的大分裂、宗教團體（如瓦哈比派［Wahhabism］或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s］）與世俗政府的互相絞殺，守舊派（基本教義派）與西化人士間的敵對（新與舊的價值分野與對立）。何梅尼回歸政教合一，地位幾近先知，但是他在對外戰爭中慘敗，輸出革命偃旗息鼓，國家更無發展，白白生靈塗炭。
另一個極端，當然是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徹底剝離神權，國家飛速發展，但是幾十年之後，他的政黨漸漸腐敗，民粹主義者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an）東山再起時，打著伊斯蘭的旗幟回歸，安慰底層人心。
西方解決統治「合法性」的辦法是選舉。政府並無神授，維持社會穩定、激發社會活力的，是個人與政府、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契約。契約的擬定方式便是選舉。為數眾多的穆斯林國家，今天也是由選舉產生政府。但問題在於，「神權」的一部分並沒有成功轉移到世俗政府的職權中，那些國家裡的或者跨國的宗教團體，仍然「有權」（往往是來自底層窮苦人們的背書）指出某個世俗政府並未按照真主的意志行事。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刺殺薩達特（Anwar Sadat）總統是政治事件，最後也要歸於宗教說辭。而沙烏地王室靠瓦哈比派上臺，目前最要提防警惕的，也是來自清教徒式宗教團體的責難。
現代化與現代性
今天伊斯蘭世界最令人不安的反差，恐怕是極高的現代化，與極低的現代性。當然，這不是在說所有穆斯林國家的普遍規律，而是將之視為一個整體來看的話，海灣國家物質富裕程度相當高，卡達曾經位列全球人均收入之冠；沙烏地阿拉伯武器展，伊朗的AI足球比賽，重申穆斯林擁抱先進技術的傳統。1979年奈波爾在德黑蘭街頭目睹革命情形，反西方宣言都是通過西方製造的收音機、磁帶發布的。追溯到鄂圖曼帝國時期，為了定位朝拜的方向、開闢新的海航路線，通曉天文地理機械的占星師也是第一流的科技人才。
但是，現代性仍是未完成的故事──如同沙烏地阿拉伯女性剛剛獲得駕車的權利。「擁抱現代化，拒絕現代性」絕非僅限於穆斯林世界，幾乎為第三世界共有。原因之一，或許是「現代性」進入東方，都伴隨著西方殖民或戰爭的痛苦過程，對傳統文化的劇烈衝擊。無論是英國在印度的巧取豪奪殘酷鎮壓，還是美國出兵伊拉克踏足聖地，都為穆斯林社群中宣講「反西方反現代價值」者提供彈藥。
李歐梵教授曾經寫道，他去印度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主題是「Alternative Modernity」（另類現代性），最後與會者都認同可以把Alternative去掉。每一種文化都寄望找到源於自身的「現代性」，但去掉現代性中的「西方性」並不容易。
未來將怎樣？伊斯蘭世界能否與西方和平共處？還會有更多恐怖襲擊嗎？這些問題無人能夠預知，但阿斯蘭指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變化。隨著電視與網際網路的傳播力興起，解釋《古蘭經》等經典的權力正在分散，「合法性」多元化，甚至落到完全不受宗教機構約束的個人手中，於是，會有埃及電視傳道人卡列德（Amr Khaled），瑞士出生的穆斯林知識分子拉馬丹（Tariq Ramadan）。但是阿斯蘭毫不諱言，賓拉登（成書時伊斯蘭國尚未興起）也是權力分散的結果。賓拉登並沒有獲得任何宗教機構授權，卻自成一套對宗教的解釋和行為體系。
這便回到此書於我思考最多的問題：伊斯蘭世界內部，正當性究竟何來？即使在溫和穆斯林占大多數的印尼，我曾見到反恐保安的手機螢幕保護程式是賓拉登頭像。這並不代表保安認同恐怖襲擊之反人性，但賓拉登敢跟世界老大作對，他在穆斯林社群中的正當性來自於英雄主義，而不是他能給這個社群帶來多少穩定與幸福。伊斯蘭國則描繪他們將回歸先知時代的社會型態，溫瑪與哈里發，儘管偷偷篡改了內容。
誰能在穆斯林群體中倡導多元性？
不得不說，我的個人體驗是，阿斯蘭在論述「伊斯蘭民主」、「政教分離」概念時，有時已經切到關鍵，卻遊刃而走，令人產生抓住他辯個究竟的衝動。比如，當他說到70%的美國人稱自己為基督徒，所以政教徹底分離並非民主的前提。然而，西方社會固然是主要由信徒（基督徒）組成的社會，但政策制定者、菁英階層中，無神論者比比皆是。或許他們仍承認自己是教徒，並堅守宗教中的基本美德，但他們幾乎不會向中世紀那樣徵求教會的意見做出政策。
同樣信奉一神教的國家以色列，今天之所以強大，並不僅是因為有耶路撒冷（且飽受爭議），更是因為有特拉維夫（Tel Aviv-Yafo）：一個世俗、多元、科技創新之地。儘管如阿斯蘭指出，大部分穆斯林國家已經實現政教分離，但是要把二者剝離乾淨極其困難，只能是「多少程度上涉入政治」。
西方無神論者大多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如托克維爾所言，大革命催生了一種「新的人類」，以理性為指引，徹底擺脫宗教。這也解釋了2015年巴黎《查理週刊》事件的悲劇：言論自由當然應該堅持，然而無神論的執著，同宗教激進分子的執著，恐怕是同一種狂熱。東西兩個世界的偏執就這樣撞擊在血泊之中。
阿斯蘭認為美國沒有徹底的政教分離而成功，源於其「多元性」。伊斯蘭教曾經是，今天也需要實現「多元性」。我想這是非常理想的未來，然而眼下的情形卻並不樂觀：誰能在穆斯林群體中倡導多元性呢？沙烏地阿拉伯改革剛剛起步，土耳其正在搞民粹不需要多元性，約旦像是最理想的阿拉伯國家，可是體量太小，受周邊大國牽制多，無法產生深遠影響力。
以「阿拉伯之春」主力，阿拉伯世界的中產階級論，他們顯然是理想的改革者，「現代性」的追求者：反對專制，要求平等與自由。但是他們並沒有能力迅速自我組織，在各種舊勢力圍剿之下敗下陣來。「阿拉伯之春」所及，幾乎所有發生政權更迭的國家都可以看到，舊政倒下之後，取而代之的常常是宗教組織，可見他們在民間的能量之大。
古希臘哲人柏拉圖曾經勾勒理想中的國家政治、組織、生活。現代西方政治，某程度上被認為是試圖接近這一理想國的努力。先知穆罕默德的溫瑪，是伊斯蘭版本的理想國。一代又一代穆斯林，在歷史潮流中，都希望能夠回到先知的公社，從根源中汲取力量。然而問題是，溫瑪形成的背景環境，恐怕與今日大相逕庭。
阿斯蘭極具洞見地指出，伊斯蘭就是語言。「真正的民主只能從內部培育，以一般人熟悉的意識形態為基礎，並以本地人能夠理解並欣然接受的語言來表述。」可那究竟是怎樣的語言？波斯語、土耳其語，還是阿拉伯語？一個土耳其人的布道，可能根本不會引起阿拉伯人的注意，更何況是闡述他們的理念。
這語言由誰來講？唯有真主，同時接受這一邊，或那一邊的眾聲喧譁。
好書推薦：
書名：伊斯蘭大歷史：穆斯林的信仰故事與改革之書
作者：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
譯者：魏靖儀
出版：衛城出版
出版時間：2018/08
（作者為前《端傳媒》國際組主任，著有《拜訪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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