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風向》當世界被抹平 印度小說 又燙、又擠

《書風向》當世界被抹平 印度小說 又燙、又擠


時報 更新日期:2008/11/23 09:53 【中國時報 林欣誼/專題報導】



 在族裔文學全球發燙的時代,當今的印度文學,不論題材或寫作風格,都展現了多元的面貌,已難再用「後殖民」框架來論述!



 過去多年來,印度以超高的經濟成長率崛起為超級新興市場,躋身「金磚四國」之一。在閃耀的商機底下,印度同時也是擁有11億3000萬人口、20幾種方言與強烈宗教信仰的文明古國,更是西方人趨之若鶩的神祕靈修國度。



 在繽紛的印度文化中,近百年的英國殖民統治又為此地添上一筆鮮明的色彩。目前印度國內英文出版品約佔三分之一,知識菁英多能使用英文,英文也成了他們連結英美的一條捷徑。大量進入西方學院裡的印度學者,成為帶動起「後殖民理論」的一大勢力;以英文寫作在西方竄起的印度作家更不在少數,今年10月剛揭曉的英國「曼布克獎」,就第4度頒給了印度作家亞拉文‧雅迪嘉(Aravind Adiga)。



 ■台灣書市 吹起印度風



 在商場與文壇都吹起「印度熱」時,台灣書市也恭逢其盛,近兩個月尤其密集出版了多部印度作品。



 如《據說,我曾經是人類》(漫遊者)以印度波帕爾工廠毒氣外洩為引子,藉由一個因災變而成長畸形的「頑童」之口,用生猛、褻瀆又挑釁的語言,表達出對美國資本企業和當地官僚體系的辛辣批判。作者英德拉‧辛哈是典型移居英國的印裔知識分子,他將運動抗爭精神融入文學,並實際投入募款、籌措醫療資源等活動,與以《微物之神》(天下遠見)獲布克獎、後投入水庫工程抗爭的阿蘭達蒂‧洛伊一樣,都展現了強烈的左派社會關懷。



 曾以《繼承失落的人》(遠流)奪得曼布克獎的姬蘭‧德賽,處女作《芭樂園的喧鬧》(馥林)則以幽默、嘲諷的筆調,刻畫印度小鎮中一個狂亂胡鬧的故事,呈現出奇幻寓言色彩。



 依真實經歷寫成的《項塔蘭》(野人),是澳洲「紳士大盜」葛雷哥里‧羅伯茲的自傳式小說。他以炫麗的筆調,回顧流亡孟買8年的黑幫歲月;他是第一個住進貧民窟的白人,與當地遊民、妓女、毒販為伍,最後成為拎著一只急救箱的無執照免費醫生。在羅伯茲筆下,集邪惡與天真於一身的孟買也成了他的精神救贖之地。



 出生於保加利亞、現定居南非的伊利亞‧托亞諾,則循著19世紀英國探險家理查‧法蘭西斯‧柏頓的遊歷路線,走訪印度、阿拉伯、東非等地,寫成冒險傳記小說《世界搜藏家》(商周)。



 然而,這幾本「以印度之名」的小說,並不能用「印度文學」一以概之。辛哈與德賽都是用英文書寫的印裔作家,只能算印度文學的其中一支;羅伯茲與托亞諾更非印度人,只是「以印度為題材」寫作。正因為這幾位作者的身世各異,不論在題材或寫作風格上都展現了多元的面貌,所以我們不必再用過去快成老掉牙的「後殖民」框架來論述,也無法用簡單的共通點將其一網打盡。



 ■奈波爾、魯西迪 打前鋒



 作家何致和提醒,如羅伯茲、托亞諾這些孺慕印度的西方作者,筆下的印度還是被觀看與被描述的,但他肯定地說,如今能有西方作家投入書寫印度,不能忽略前一波印裔作家在西方文壇的努力,「他們雖只是印度文學的一支,卻是聲音最大的一支,至少他們的聲音全世界都聽見了。」



 其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以《幽黯國度》(馬可孛羅)等「印度三部曲」聞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以及寫出《魔鬼詩篇》(雅言)、《午夜之子》(台灣商務)等名作的魯西迪。



 奈波爾擁有印度血統、出生於千里達,魯西迪則出生於印度孟買的回教家庭;同樣身為移居英國的知識分子,文化衝擊與身分認同成了他們宿命般的追尋,對帝國主義的控訴、糾葛的殖民歷史、東西方的文化矛盾等主題,在他們作品中表露無遺。



 然而,比起這兩位享譽世界文壇的前輩,之後的印裔作家如阿蘭達蒂‧洛伊、寫作《同名之人》(天培)的鍾芭‧拉希莉,與連續打破最年輕曼布克獎得主記錄的姬蘭‧德賽與亞拉文‧雅迪嘉等等,都已不再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



 他們或許也碰觸過去的殖民傷痕,但視野更加寬廣,而把重心放在當今的印度現實,關注種族、階級、性別等社會議題。譬如《據說,我曾經是人類》雖也飽含控訴,卻以特殊的「偽口述歷史」的敘事,與融合英文、法文及當地方言的語言,建立獨樹一格的書寫策略。



 但何致和指出,這些身處西方的印裔作者,為了餵哺廣大的西方讀者,仍難免呈現較既定的文化形象,「比如現在印度大多不用木柴而用電爐火化屍體,但在他們筆下,恆河邊柴煙冉冉、燃燒屍體的景象,絕對是一個無法磨滅的印度印象。」



 ■「族裔」文學 全球發燙



 師大英語系助理教授陳春燕則表示,在所謂「世界被抹平」的全球化時代,「族裔」文學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更顯熱門,因此,英美文壇的印度熱並非現在才開始,未來也還會持續下去。



 雖然我們很容易警醒地將這種熱潮,解釋為英美主流對少數文化的「收編」,但若放開這種既定的偏見,這些作品都可視為「全球化」的延伸。陳春燕認為:「過去後殖民理論往往聚焦於殖民歷史的影響,或將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關係簡化成霸權與受害者。事實上,過去的帝國主義同時造成了世界文化的流動,也在文學上造就了一種全球性。」



 一名出生澳洲的亡命之徒在走遍世界天涯後,落腳在印度孟買,寫下《項塔蘭》這部綺麗的印度之書;或是一個對印度擁有無比詳盡知識的西方人,回過頭以19世紀西方冒險家的殖民地見聞為題寫下的《世界搜藏家》,都是這種「全球性」的展現。



 他們雖無印度血緣,對印度的描繪卻真實得驚人──令人窒息的擁擠、濃重難聞的氣味、充斥耳邊的喧囂或牽連龐大的黑社會運作,都彷彿近在眼前。暢銷多國的《項塔蘭》更刺激西方觀光客蜂湧進孟買,書中提到的利奧波德酒吧,已成書迷必去的朝聖地;作者羅伯茲定居孟買寫作之餘,也投入協助民間慈善團體的社會運動之路。



 或許,在全球化浪潮的沖刷下,包含華文在內的族裔書寫,都越來越有機會站上世界的高度,挑戰以歐美為主流的世界文學觀,也都將以繁花綻放的多元面貌,顛覆西方世界對各民族僵化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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