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今年2月初街頭一改以往壅堵窘狀，特別容易「打車（招計程車）」，計程車司機對中央社記者說：「大家都回家了，每年春節都如此。」
不只北京如此，每年農曆春節前後40天，中國大陸各地總計高達30多億人次的人口流動「春運」，被稱為全人類規模最大的、周期性大遷徙。
為什麼會如此？因為在城市工作的約數億人口的「農民工」，每到春節前夕總要回老家探望父母與幼兒，順便發發紅包。
稱為「農民工」，是因為這些到城市打工的農民，戶籍仍在農村，雖然住在城市，所有消費行為仍是農民屬性。
事實上，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10年公布的農民工大型調查顯示，8成農民工不願放棄農地，不願轉為非農戶口。
很多台灣民眾可能不知道，在大陸只要擁有農村戶籍，一出生就會有政府分配的土地，但屬於「集體擁有」，不能私自買賣。村民出嫁、死亡或擁有城市居民戶籍時，當地村委會就會進行農地重分配。
大陸農地「集體擁有制」源於中共建政後，進行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沒收，把7億畝土地分配給沒有地或少地的約3億多的貧農人口。
不過，大陸農民擁有個人土地的時光僅短短幾年，1950年代大陸推動合作化運動，農地就走向了「集體擁有制」。
相對於農村土地集體化，城鎮居民雖沒有土地所有權，但卻享有眾多福利，生活條件遠超過農民。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吳德美告訴中央社記者：「在1950年代大陸農民集體擁有土地，而大陸中央則把城市人福利全都包下來了，例如工作、住房等，學者把中共此階段稱為『早熟的社會主義國家』。」
她說：「鄧小平1982年修憲時，明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可能是城市人福利幾乎都是政府所給的，所以並沒有引發什麼抗議，城市土地一夕之間就由憲法明文規定為國家的了。」
回顧歷史，1950年代大陸城市是國有土地與私有土地並存，之後一系列運動，對私有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由國家經營。文革時期及之後，土地實際上不再是私人的。但直至1982年修憲，才由憲法明定城市土地國有制。
這項當初為中共贏得「早熟社會主義國家」的城鄉二元化戶籍制度，如今卻成了學者所說的「地球上最大規模把人綁死在土地上的制度」，「進行中國內部移民成了非常困難的事」，也是加深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的元兇之一。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林宗弘分析：「因為中國戶籍制度是不可逆轉的，農民可以變成城市居民，但城市居民是不能變成農民的。不少農民因為不願放棄農地，『所以不願上樓』。」
吳德美說：「常聽到北京等大都市有高學歷蟻族的存在，其實，有些農民並不想放棄農地。」
「以往農地可能是『生財工具』，但對於大陸現代農民而言，土地可能是『致富工具』。一旦土地被徵收成了城市用地，獲得的徵收補償，農民就可能因此一夕致富。」吳德美接著分析。
不只「農民不願上樓」，地方政府也不希望愈來愈多的農民變成市民，因為戶籍與許多城市居民的福利相掛鉤，市民一旦變多了，地方財政支出恐無力負擔。
大陸地方政府通常必須負擔市民的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就業服務、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及公用設施等方面公共成本。
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曾測算，一位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約人民幣8萬元。若讓1.6億農工民變成市民，就得花上人民幣上兆元。這是相當驚人的財政支出。
因而許多人口輸入的大省或大城市，對農民成為市民的戶籍門檻規定得相當嚴。
以北京市為例，外地人想申請戶籍，至少要拿到工作證，且穩定繳納所得稅、社保金達7年以上。但大陸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是3000元，有些農民工的月薪根本還不到3000元。
如何進行戶籍改革，以達到真正的城鎮化成效，將是大陸未來要面臨的嚴峻挑戰。【取自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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