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闖埃及》

萬花筒裡的世界──序《勇闖埃及》

作者: 本報訊 | 台灣立報 – 2013年7月12日 上午12:17

書名:勇闖埃及:貧民窟、性工作者、茉莉花革命


作者:施盈竹


出版社:我們出版


出版日期:2013年7月4日


■張翠容


Emma,但我更喜歡稱她盈竹。這名字很秀麗,想其父母在她出生時,一定花了不少心思為她命名。竹,屬植物類的四君子之一,虛心有節,直桿凌雲,可謂剛柔並重。


革命前夕進入埃及


初見盈竹,小女生一名。其後在交談中,得知她剛在東帝汶結束志工生涯回台,再問她在東帝汶的情況,原來她於當地村落服務有一年時光,並曾染上嚴重瘧疾以致昏迷,以為會客死異鄉,怎知又奇妙復原。但,她沒有因此對服務偏遠他方退卻,反之更積極爭取機會做個國際志工。


當時我心裡想,這位小女生,可不簡單啊!真是人如其名。


東帝汶之後,盈竹有機會前往埃及,且要在一個伊斯蘭國家,扶助性工作者。乍聽起來,真不可思議。


我們對伊斯蘭世界所知不多,今次,盈竹要鑽入一個在伊斯蘭世界忌諱更大的世界,僅是聽她在這方面的體察,我們已感到,不但這些遠方的姐妹受到漠視,其實還有更多被遺忘的角落,等待我們去了解。


讓我感動的是,盈竹沒有抱著獵奇的心態,在她字裡行間,處處流露赤子之心。她在《勇闖埃及:貧民窟、性工作者、茉莉花革命》書中這樣說:「在到埃及生活以前,因為過往經歷的人、事、物,使我堅信人性本善。」即使後來在埃及給人騙了好幾次,她仍然帶著善念,從未想過放棄她的服務對象。


最巧合的是,她於2011年10月第一次踏足開羅,正值革命前夕,風雨欲來。不久革命爆發,這個台灣女生竟然也一同被捲進「阿拉伯之春」的海嘯當中,親身見證了一場轟烈的埃及起義行動。


她在解放廣場上與抗爭者度過日與夜,又與室友一起逃過軍警的鎮壓。與同僚熱烈的討論,迫她不得不思考阿拉伯地區更宏觀的政經問題。


盈竹能夠與埃及年輕人共同經歷革命的洗禮,青春的生命有了早來的成熟。


一次,我和盈竹從開羅坐火車到亞歷山大,我欲上火車裡的洗手間,卻又很猶疑,怕衛生太糟糕。我還未出口,小女生竟然明白我心意,輕聲表示,就讓她先上,查探一下洗手間內的情況,大有身先士卒的犧牲精神。


我或者說得誇張了一點,但她對別人的體貼,不知是來自她的性格,或是在她當志工時的磨練?又或是她在不同文化的互動過程中,慢慢建立了一種「他者」的倫理?


她在書中寫到埃及平常百姓家的生活文化時,有以下的觀察:「貧窮是舉世皆存在的現象,但埃及人有『分享』的文化,窮人日子再怎麼苦,也會掏出僅存的錢幣,幫助路邊的乞丐;肚子再怎麼咕嚕作響,也會邀請朋友一起用餐;時間再怎麼匆促,也會一起行動,沒有人會落單。對他們來說,與其怪罪命運乖舛或自怨自艾,倒不如彼此互助和更努力地生活。」


某天在回家的路上,她塞了一埃鎊給坐在路邊賣口香糖的盲人,從他手中拿了四粒口香糖後,便轉身走上天橋,但那盲人急著喊等等,他怎樣也要向她多塞一把糖,小女生感意外,令她思考良久,那些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仍保有的一種屬於人的尊嚴與價值。


小女生走入大時代


盈竹在書的開頭記下了一些惡事,不過其後有更多的善事,藏於生活的細節裡,她娓娓道來,當中也有不少的趣事,就在文化碰撞之中。


例如,她在埃及所接觸的這群性工作者,年紀從14歲到60歲上下,工作人員告訴她:「這群性工作者為了賺錢養家,才觸犯法律和伊斯蘭教法從事非法工作。她們來組織接受職業課程如烹飪、美髮和戲劇等訓練,寄望有朝一日脫離深淵。」


▲勇闖埃及作者Emma施盈竹。


有性工作者見到盈竹這位東方女孩,又因語言阻隔,竟誤會她是跨國性工作者,遂在某個週末夜半致電給她,要向她推薦一位「恩客」,嚇得她直哆嗦,怎麼闖入花花世界啦?


從埃及扯到東帝汶,她服務的那個村說的是德頓語,初來時她自我介紹:「大家好,我的名字叫Emma。」大家卻聽得一頭霧水,原來ema在德頓語意指「人」,她說:「當地人聽到我的名字叫『人』,可能以為我是從外星球混到地球,意圖竊取他們的語言。每次認識新朋友,相同的笑話總重複上演……」


「有次課程中輪到我造句,本來想搞笑說:我喜歡上廁所,結果誤把動詞『上』講成『吃』,德頓語『廁所』也有『大便』之意,全部人聽到Emma喜歡吃大便都笑翻了,從此茶餘飯後總不忘消遣我一番。縱使如此,社區媽媽仍對我『不離不棄』,每天早晨把我挖起來打羽毛球,邊運動邊練語言。」


我一邊閱讀,有時給盈竹這些小故事弄得開懷大笑。她書寫這些苦難的地方,也在當地人身上學會了苦中作樂。可能是由於和他們日夜與共,閱讀盈竹這本生命札記,亦好像看見一大群當地百姓與她挽著手,出現在我們面前,細數他們的喜怒哀樂。特別是她在貧民窟工作的日子,一個被污名化的地方,在她筆下竟然如此充滿色彩與生命力。


我在開羅的時候,盈竹曾帶我到過她所工作的貧民窟,路途長遠,我們擠在小巴裡,拉客的小夥子不斷大喊途經車站的名稱,而車在搖晃著,有男乘客暗地打量我們,各式各樣的人擠上擠下,好一段旅程,盈竹卻從容不迫,時而打瞌睡,時而翻開她學習阿拉伯語的筆記,每天,她就是這樣上班下班。貧民窟的工作環境再差,她總是以笑容和幽默,與小孩、婦女和同僚打成一片。在到處都灰沉沉的貧民窟,大家仍沒有忘記頭頂上那一片蔚藍的天空,令艱難的生活不乏生趣。


我隱約看見一位年輕國際志工,如何成長起來。這令我想起日本志工高遠菜穗子,和她那本著作《愛要怎麼說》。對,愛要怎麼說?


施盈竹的《勇闖埃及:貧民窟、性工作者、茉莉花革命》不是老要強調客觀的記者報導書,也不是大義凜然的國際政治分析書,它只是記錄了一位小女生,當她渴望擁抱一個最卑微的世界,同時也不經意走進了一個大時代,如劉姥姥入大觀園,也讓我們看到萬花筒裡跌宕起伏的人生百態,在大問題中見日常。無論怎樣,最卑微的人,卻以最頑強的姿態生存著。


是旅程也是修行,當小我越是縮小,大我便能越擴張。年輕的盈竹或許仍不明所以,但她在不自覺中結出了一些果實,愛在行動中,祝願她繼續在自己的人生中,也在別人的生命裡,不分彼此,發光發熱。


(本文作者張翠容為香港名作家,資深戰地新聞工作者,著有《行過烽火大地》、《中東現場》、《拉丁美洲真相之路》等書)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