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左派：每天上班六小時的「幸福實驗」
您或許會認為縮短基本工時的討論聽來很不可思議，但若我們回頭看看勞工運動史，就能清楚知道，這並非新議題，也非瑞典獨有，只是在瑞典，這是個「打不死」的議題。
從工業革命之後，勞工就不斷的要求調整工時，20世紀初的瑞典年人均工時約為2,800個小時，在持續努力之下，確定周休二日、調整基本工時和規定加班時數，逐漸減少到現在的1,621小時。這個議題您應該不陌生，台灣也曾行過周休二日、縮短工時這條路。
對讀者您，甚至廣大的瑞典民眾與政客，以及各國學者專家、勞工來說，最不可思議之處，也許是瑞典這個勞動環境令人稱羨、以低工時和高福利著名的國家，竟然還不滿現狀，「得寸進尺」的想縮減基本工時！
更誇張的是，提倡縮減工時的政黨，為了證明縮短基本工時的好處，還在瑞典全國不同城鎮進行了大大小小「勞工坐領全薪、一天只上班六小時」的社會實驗。
▌為什麼要縮短基本工時？
瑞典左翼黨是推動縮短工時的重要推手。該黨承繼馬克思對於「工時」的思想，認為人的生活不該被工作綁住；他們認為，八工時的制度已經有百年歷史，六工時才是未來趨勢！
左翼黨的理由是，由於科技進步讓人們不再需要這麼多工時來完成同樣的工作，六工時的制度，也因此可以釋放出更多工作機會，拉近男女的不平等；當然，最重要的是，人們終將有足夠的時間生活。在這個議題上，瑞典社會民主黨以及瑞典各地方的共產黨，也都是左翼黨的忠實夥伴。
此外，在瑞典宣傳減工時最賣力的，當屬女性主義倡議黨（或譯做「女性主義行動先鋒黨」，Fi）。該黨重要的勞工政見，就是爭取將六小時訂為正常工時，提倡在薪水不降的前提之下，勞工每天工作時數減少2小時，每周工作30小時。他們的論點是，縮短工時不但能打破「兼職陷阱」，有益勞工家庭幸福，促進身心健康，更能讓人們有機會過對環境更友善的永續生活。
然而，瑞典的勞動市場究竟出現什麼狀況，讓這些政黨高呼改革？
▌瑞典縮減工時的性別議題
瑞典雖然有人人稱羨的彈性工時制度，能讓勞工有更多機會照顧家庭，但也出現了一個稱作「兼職陷阱」（deltidsfällan）的現象。
原來，許多人在孩子出生後，為了空出更多時間照顧、陪伴孩子，選擇減少工作時數，長期「兼職」下來，讓這些人在退休之後，退休金銳減。儘管瑞典是個性別平等觀念進步的國家，許多家庭卻仍是由女性降低工時，或做兼職工作，來滿足看顧家人的需求——女性，因此成為「兼職陷阱」下的犧牲者。
在瑞典，男性兼職的比例約為一成，但每三個女性中，就有一位從事兼職工作，且平均工作年資多於男性。此外，父母共享的育嬰假中，有75%由女性使用；在家陪生病孩子的家長，三天中有兩天是女性。換句話說，為了家庭而犧牲職業生涯的大多是女性；這也導致了瑞典女性的平均退休金，只有男性的66%左右，大大降低了女性晚年生活的自主性與舒適度。
若女性想得到與男性相當的退休金，則必仰賴伴侶間的協調，例如雙方同時降低部分工時，分攤照顧家庭所需要的時間；或者由保持全職工作的一方，提撥部分退休金至另一方；又或是由維持全職工作的一方，另外存款至兼職工作一方的個人銀行帳戶。但根據瑞典法律規定，只有經過登記或有婚姻關係的伴侶，才可以互相提撥退休金，就算是存款到兼職方的戶頭，也必須要透過婚姻契約保障，否則具有婚姻關係的伴侶，在離婚時財產依照法律規定必須平分，使得兼職方喪失權益。
這些解決方式看似合理，然而，為了要維持家庭收入與生活品質，人們往往不想犧牲薪資高的一方所帶來的收入，而在異性戀組成的家庭裡，男性往往是收入較高的一方。提撥退休金的方式，只限於有婚姻關係的兩人，這在結婚不風行，離婚率又高的瑞典，似乎不是萬全之道；而女性在這樣的制度下，更容易成為喪失經濟自主的弱勢一方。
1938年女性主義者推動兼職工作與彈性工時的立意，是為了解放女性勞動力，讓更多女性能走出家庭、邁入職場，提高經濟自主權與獨立；然而，一個制度執行久了，問題難免逐漸浮現，從家庭解放出來的女性，無形中又掉入了「兼職陷阱」。
瑞典當前的法律，尚未完善保障那些為了照顧家庭，犧牲工時成為兼職者（多為女性）的退休福利。瑞典自由黨的自由婦女陣線（Liberala Kvinnor）曾說，瑞典自認是性別平等大國，但女性在勞動中依舊遇到不平等的問題，而瑞典政府自詡為「女性主義政府」，理所當然該認真處理這些問題。
他們認為，正確的政策，應該讓人人都有能力決定自己將來的退休金，而瑞典當前的「兼職政策」，只會讓女性在經濟上更弱勢、更加依賴社會或她們的伴侶，拉大男女之間的差距，因此政府應該協助勞工縮短基本工時。
女性權益之外，對於勞動者的身心健康與永續的工作環境的關心，讓瑞典各政黨積極尋找對策，其中以「縮短基本工時、薪資維持不變」最受矚目，而「每天上班六小時」的社會實驗，也隨之展開。
▌每天上班六小時，社會實驗動起來！
瑞典各地許多公營機構或私人公司，都曾或持續的在試驗「六小時工時」。地方政府多選定像醫院、看護、家務中心這些以女性為主的職場，來進行實驗；但私人公司的產業與性質相較之下，則較為多元。儘管實驗方式與成效各不相同，目的卻都在於了解縮短工時對於人們身心健康，以及工作表現的影響。
一些案例發現縮短工時後，員工請病假的情況改善了，一些案例卻出現相反的情況；又有些案例，例如哥德堡的豐田汽車服務中心在十多年前開始試驗，便發現員工更有效率、公司產值增加、客戶滿意度提高，雇主自此成了六工時的信徒，至今仍維持這個制度；另外一些案例，則因為花費太多或政治因素，而必須中止實驗。
眾多案例中，最出名的或許是1989年北部工業大城基努納市進行的實驗。這個計畫維持了整整十六年，最後因為雇聘臨時工開銷太大、太複雜而告終；然而該計畫並未留下有效、可靠的成果評估，因此對於推動六工時的政策，沒有太大助益。
另一個引起國際媒體注目的案例，則是2015年起在哥德堡進行，為時十八個月的實驗。這場實驗發生在以女性為主要勞動力來源的老人住宅，對照組是另一個規模與各項條件類似的單位。實驗結果發現，每天上班六小時的員工，比起對照組的員工，感覺自己更加健康、更有精神、焦慮情形也較對照組低。
此外，員工請病假的情況，雖然沒有顯著改變，但請長期休養假的比例，卻明顯的比整個哥德堡市低了許多。研究也發現，在實驗的結尾，員工替老人家辦理社交活動的比例比對照組高了八成，顯示因為這個六工時的實驗，員工有餘力做更多有益於住戶生活品質的工作。而因為這實驗釋放出了17個職缺，也讓哥德堡市省下4千7百萬克朗的失業救濟金。
▌左右兩派各取所需、各說各話
哥德堡的實驗結果一釋出，便引起了各方關注，有人歡天喜地，認為六工時的效益終於獲得證明；但瑞典中間偏右政黨卻質疑，這些花大錢的實驗得不到重要突破，失敗案例比比皆是。對六小時工時抱持存疑態度者認為，這個議題是左派政黨為了取得選民注意和選票，不斷炒作出來的，畢竟上班六小時，薪水不變的勞動條件，應該很少人會拒絕。
由於六工時的社會實驗，一直沒有一個「壓倒性」、能完全服眾的結果，且主要推動者都是左派政黨，導致該議題在辯論上，始終擺脫不了「政治味」，國內外媒體也各自選邊站，選擇合適自己意識形態的案例進行報導。
左與右、資方與勞方的拉扯，永遠都會在。儘管偏右政黨對六工時實驗滿腹疑慮，當前執政的左派政黨仍在年初編列預算時，列了經費，準備繼續進行社會實驗。實驗會繼續下去，而結果依舊不明。然而，我們可以知道的是，瑞典人深信「健康的勞工是雇主的珍寶」，且樂於建立一個更平等的社會，這個共識會帶領這個國家在不斷拉扯之中，繼續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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