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愛滋家庭掙扎求生的血淚印記，是柬埔寨偏鄉貧困村民的縮影，這抹開心的笑容，得來極為不易。開心的笑，笑得開心，幾乎是我服務工作裡的唯一報償……
救助工作要面對的
許多人與事
歲末年初，是感恩的季節。我在柬埔寨，幾乎用了一輩子最精華的時間，走進許許多多難以遮風避雨的矮屋，也和矮屋裡的人們成為「生命共同體」，疼惜有時，笑談有時。踩著泥濘，送出關愛與祝福的救助工作，總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進行著。記得當時到泰國難民營服務，是佛曆2532年，一晃眼三十個年頭，而今時序進入2563，即西元2019年的現在，我仍在異地與貧困區域的柬埔寨村民，一起過著奔波、揮汗的日子。
幾天前，「該波麗」（譯音） 特別帶大女兒來告訴我，女兒讀小學的這一年成績，是全班第三名。當她秀出並分享獎狀的榮耀時，母女倆的臉上不若過往總是愁容滿面，而是洋溢著笑容。這張獎狀，不僅為他們家帶來了快樂與信心，更成為我救助生活中長年對抗「貧與困」的一分鼓舞。該波麗的大女兒今年已經十四歲，從小跟著母親四處飄泊、撿垃圾、打零工，身為長女的她，從三歲開始負責洗衣、煮飯、看顧弟妹，她的生活就只是擔著家中所有勞務的日常。去年，為了「說服」該波麗夫婦讓孩子就學，我數度到他們的老舊高腳小屋懇談，費盡唇舌、補助食物、解決無戶口等問題，夫妻倆終於答應讓孩子抽出半天時間去上學。大女兒看到母親點頭的那一刻，淚眼婆娑地跑過來抱住我，並轉頭對自己的母親激動承諾，她會保護兩位年幼的弟妹、牽著他們一起去上學。這一年，雖然上學的路途遙遠，她每天牽著弟妹，來回須走六公里路，卻是風雨無阻。
該波麗的家，除了夫妻倆還有六個孩子，建在一片甘蔗田裡，是幫人看管甘蔗田的報償，離附近人群聚集的小村約莫五公里。最令我不捨的是，老四出生時，也就是她的產後第二天，為了家裡幾個孩子無米無糧，她離開醫院到甘蔗田裡幫主人砍甘蔗，引起子宮脫落且大量出血。接到求救電話時，知風草的社工和司機，開著機構的老舊車子，帶著她四處尋找願意醫治她的醫院，送醫途中儘管該波麗的鮮血沁滿了車子椅墊、情況緊急，但幾家醫院的醫師總因為她是愛滋病患，而以設備不足理由拒絕處理，幸運的是，最後總算找到一位願意替她作縫合手術的女醫生。手術後的該波麗，在家裡休息了幾天，我去探望她時，看到她的月子餐只是冷飯、辣椒和「臭魚醬」，而身旁三個孩子，就著一盤沾了臭魚醬的飯，也吃得正起勁。看看時間，那時下午兩點多，而那是他們當天的第一餐，也是唯一的一餐。環視這間既陳舊又傾斜半塌的高腳木屋，屋頂上覆蓋的是已經鏽蝕了的破鐵皮，周圍則是用上次帶給她的黑膠布遮掩防雨，進到屋裡，幾件舊衣和破蚊帳掛在竹梁，有股濃重的陳年廚餘霉味飄進了我的記憶感官。屋子角落那個儲水缸，儲存不滿半缸的水面上，飄著零落的枯黃枝葉，而缸子底下更沾黏許多陳年黑苔蘚。此時，大女孩吃好飯，匆匆隨手拿起水缸邊一個沾著汙垢的塑膠杯，舀起缸裡的水喝了幾口，再舀了另一瓢遞給弟弟和妹妹，便趕緊去曬撿來的柴枝。
每當想起「該波麗」，我的記憶匣子開啟的，總是鮮血、濃烈霉味與孩子們喝在口裡的那缸長滿孑孓的泛黃生水。與這個家庭從陌生到熟稔，從保持距離到互相擁抱，一起在「困頓」的生活裡，討論每一種改變可能的等待中，該波麗總是在沉默許久之後作出結論：「我只有窮，我沒辦法。」那些日子，大女兒以「媽媽的困頓」為自己成長歲月裡的唯一視野，直到爭取她去就學。從因為貧困、認命而拒絕改變、不敢讓孩子受教育，到快樂分享孩子的好成績，這一段路，我們陪著走了四年，去年在捐款人（葉先生夫婦）積極贊助每月生活津貼之後，總算讓孩子們如願走進教室，也開啟了母女倆共有的追求夢想的曙光。
這個愛滋家庭掙扎求生的血淚印記，是柬埔寨偏鄉貧困村民的縮影，這抹開心的笑容，得來極為不易。
在柬埔寨偏鄉，由於協助貧困急難村民而融入當地生、老、病、死、苦的各種窘境，能看到孩子健康成長，成為我們最大的心願。言及於此，想起居住在大電塔旁邊的絲蕾諾，她十九歲時以為找到幸福，嫁給了一起在泰國打工的三十歲青年，沒想到對方不但隱瞞自己有愛滋病的事實，還在她生產後另結新歡、不知去向。另一位年輕的母親雷惠，臨盆產下男嬰後，得知罹患愛滋病，雙手托著新生兒，既傷悲又無助地向我訴說她才二十歲，很想看到自己孩子長大。由於怕病毒感染新生兒，她們都無法直接哺育母乳，所以急切求助於我們捐助奶粉。相較於這幾個家庭，住在森林裡的山德利夫妻，也是一段遺憾。
山德利先生原是老實的農人，數年之間因作物歉收，毅然決定到泰國打黑工，希望存錢改善家庭經濟，與太太相隔兩年後返家，帶著省吃儉用所存的一千多美金，終於將茅屋翻修成小木屋。當夫妻倆開始計畫掘井耕作的同時，意外檢查出兩人都已罹患愛滋病的事實，是先生打黑工時期在外感染，由於無知，他們任由病發且日形消瘦，卻耕作得更為勤奮，因為太太已經懷孕，他們要共同為孩子留一點錢，避免孩子出生後被人蛇買走的厄運。悔恨交集中，山德利為即將臨盆的太太來求援，希望得到奶粉贊助，拯救即將出世的孩子。到山德利家訪問，不僅要穿過森林，還要慎防被雜林中竄出的蟒蛇攻擊，從那時到現在，孩子已經三歲多了。記得有一次，山德利來為孩子取奶粉，我問他孩子的身體情況，他堆滿笑容喊著：「長得很好，壯起來了，是機構的孩子呀！」臨走前還答應，下次要帶來給我們看。但是，那次之後，幾乎半年多沒再見到他，家訪時附近村民透露，山德利先生敵不過病魔，已經過世，而山德利太太則帶著幼兒離開森林，去投奔遠在一百公里外的親戚。山德利最後對我說的那一句：「機構的孩子啊！」總會引起我對既貧困又機遇不良的人們感慨萬千。
知風草在柬埔寨的收容中心，曾經收養過一百多位「戰爭孤兒」，中心設立在泰柬邊境的波傑騰新村已二十年，總有數不清的生命事件至今仍在「發生中」，而「布洛倫」則是其中之一。布洛，在柬語是男生的意思，柬國鄉下，孩子不一定長得大，所以女生一般都以「絲蕾（女孩）」為名，而男娃就叫「布洛」，等到確定存活下來，再從「布洛」或「絲蕾」的後面加上想取的名字，因此，「布洛倫」就是男孩「倫」。
為了讓他記得吃藥，送他一只手錶，但沒多久他卻將手錶便宜賣給別人，為奶奶買藥。當我看到他將手錶賣掉，慎重提醒他如果不按時吃藥會「死掉」。沉默了幾秒鐘之後，倫終於開口：「什麼是死掉？是不是像媽媽被燒掉那樣？」
倫的聲音在不斷低垂的臉龐底下，低到幾乎聽不清楚。趁著可能被「無力回天」的絕望感擊垮之前，我總是必須想辦法增加自己的「正能量」，即是每月定期補助個案維他命、白米和營養補助金，以維持他們的營養來對抗病魔。確認按時服藥之後，倫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好轉，現在已是二十歲青年的倫，情況穩定並和其他五位哥哥姊姊，繼續在柬泰邊境市場裡從事曬魚、刮魚鱗、挑磚等工作，希望努力打拚以改善家庭生活，年節時，還會陪著老奶奶一起到廟裡做功德，祭拜亡故的父母。
從古老棕櫚樹葉手抄本裡
唱回來的「報喪」歌
或許，在不同國度裡的不同世代更替，也會帶起多變的生命樣貌。在柬埔寨，做功德可說是件全民運動。不分男女老少、貧富貴賤，人的一生中舉凡生老病死，婚喪喜慶等，都必須通過寺廟的消災與祈福儀式，才能化解障礙、得到平安，因而到寺廟做功德（祭拜）是相當莊嚴的事情。這些功德儀式所伴隨的典儀歌謠、鄉野傳說以及信仰禁忌，是我在這苦難國度，深刻感受群眾如何將曾經斷裂的高棉傳統和先人宗教生活，一點一滴拉回現實的文化軌跡。尤其在參加每一場小人物的婚、喪聚會或喜慶，那些戒慎恐懼的儀式總是像揉著一團老麵糰般地，揉入了我的救助生活裡，那是對這個國家民俗的理解，更是一個救助工作者，從以「救助」為核心，到以「在地文化」為考量的自我修正過程，更是從混沌到清明、從無知到融入，成為我在柬埔寨戰後重建的恢復期裡、在身荷沉重壓力的稍歇時刻，最鮮明的生活紀錄。
某一天，是個極盡忙碌之後的周六午後，目送五百多位知風草中學師生離校返家後，我被師生揚起的塵土包圍，塵埃淡定之後，我獨自返回空盪的辦公室。然而，機構工作並沒有因此停頓，反而更加忙碌。闔起的大門打開了，是砂石車來倒土！闔起來又開了，是卡車運鐵卸貨！闔起又開了，是建築小工的小小孩來依偎母親。大門終於靜靜闔起了。守著建築中的知風草中學，我為自己倒了一杯金黃泡泡閃耀的吳哥啤酒，坐在遠處望著教學大樓的施工窗格，有些時光錯位，卻又十分莊嚴。心想，這裡一直營造著許多家庭的生活盼望。才剛剛坐定準備啜飲冰涼啤酒時，卻聽到村中遠處響起了「報喪」的哀悽唱誦。麥克風和刺耳喇叭傳來我最熟悉的慢調女聲，一種源自柬埔寨遠古的、沒有記譜，代代傳唱的音調，從慢慢拉高拉遠的一句悲吟展開，隨著曲調意境，我的思緒也似乎被拉到中古世紀的吳哥王朝，透過無伴奏音聲的重複唱誦，鏈結這個族群的遙遠歷史記憶，以及此刻所低吟出的某個生命主角的句點故事。
這首報喪曲子，從我和村民一起住進這個戰後才「重新安置二千貧戶」的「波傑騰新村」，二十年來已經響過不只五千次了。有時，一天之間從不同方向傳來多次相同的唱誦，總令人不自覺落入寂然的黑白情境之中，因為它正在敘說的是某人的生命史。同一個調子，女聲高音拉長的唱腔有著悲痛的力量，既像繭中拔絲，又似火星揚灰般，一句一句淒涼又沉重地將亡者的遭遇以及親人的不捨，透過「報喪」哀歌慢慢傳過來：「那麼短暫的二十五年～母親～～你的母親哪～，生產時要經歷小船渡大海的危險，一口米飯一滴血那般珍貴，餵到你的口裡～好困難才把你養大的啊！但老母親再也等不到你的白米，只有白髮一天一天的增加。孩子呀，你和母親的緣分怎麼就這麼了結呢～鄉親們啊，伸出你們的功德手，來幫助這個悲傷的母親吧～不管是一塊或兩塊的功德錢，來安慰這個不幸的家庭吧。」擴音器放送的，是個二十五歲青年，他昨天在泰國邊境因車禍喪生，雖然大體還被滯留在關口，村民按習俗已經開始報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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