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日，一宗本月初發生於印度新德里的大規模猥褻施暴事件引起了國際媒體的關注，輿論不乏「上千男子翻越女校圍墻，集體強暴一眾女學生」等駭人聽聞的「標題黨」報道。
事實上，海外中英文媒體對此新聞的報道多有誇張化處理。就事論事，這是一場惡性事件，在外人聽來駭人聽聞，但在印度聽來卻在令人憤怒之同時，多了一層「見怪不怪」的無奈。而需要意識到的是，這種愈發不能被現代社會接受的事件，在印度時任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就任以來，頗有愈發猖獗的趨勢，至少未有明顯改善。
轟動一時 不了了之？
事態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2月6日，新德里加爾基女子大學（Gargi College）正在舉辦年度畢業活動，並邀請當紅的流行歌手Jubin Nautiyal演唱，結果因為校方管制不力，有數千名校外人士從女學生專用出入口湧入，人滿為患。隨即有男性對女學生進行推擠、污辱、甚至性騷擾的情形。
學生會後接受國際媒體採訪時稱，外來人員大約在當日16時30分開始進入校園，18時30分左右事態失控，有醉漢和疑似吸大麻的男性翻越校牆和路障，甚至開卡車衝撞大門，以強行進入校內並追逐、撫摸、猥褻婦女，或在女生面前自慰。學生會認為施暴人士破千，而此時新德里警察已經到場，卻無所作為。
為了抗議校方和警察的麻木，學生會於2月10日起發動校園周遭的抗議活動。但是學校最初僅表示會「注意」，校長Promila Kumar甚至回應：「既然覺得活動不安全，為什麼你們還要來？」引起學生進一步的罷課行動，終於引起當地警方和政府相關單位的重視。
然而，德里警方的處理手段卻令人頗感心寒。警方經調查後表示，當天進入學校的男性數以千計，難以一一掌握，但已經鎖定30人嫌犯，且逮捕其中10人，盡為鄰近公立和私立大學18歲至25歲的男性學生。2月12日，德里警方再度表示，該10人因僅按「擅自闖入」為由拘押，現已全部保釋。
照當下情況來看，該次事件在引起一陣輿論風波之後，似乎大可能朝向「不了了之」的方向發展。而且，該校學生會在發佈的公告中提到，「校方每年都對參加畢業活動的學生之安全視若無睹」——很顯然，今年的此次惡性事件並非孤例，歷年都有類似情況發生，若是廣而論及女性安全問題，事態就更是如此。
罪在施暴者 更在旁觀者
還記得2012年12月的「德里輪姦案」，當年印度一名女醫學實習生Jyoti Singh Pandey和她的男性朋友Awindra Pandey當天看完電影之後，在新德里的公共巴士遭到五名男乘客的毆打，之後Jyoti被輪姦。在當地醫院和新加坡醫院相繼搶救無果後，Jyoti於12月29日死亡。
聯合國婦女署強烈譴責這一事件，督促印度政府「竭盡所能地開展激進改革，確保司法公正，提供強有力的社會服務，來使女性的生活更加安全」。印度國內也掀起巨大民憤，在印度各大都市乃至世界各地爆發抗議活動。可是，事態就此改變了嗎？
即使有，也是有限的。2019年11月27日，印度南部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一名27歲女獸醫遭輪姦後被焚燒棄屍；2019年12月4日，曾於同年3月控告自己在2018年12月12日遭到兩名男子強姦的一名保密受害人，在從溫瑙（Unnao）乘搭火車前往位於賴伯雷利（Rae Bareli）的法院出庭作供期間，被5名男子襲擊並拖到附近一個田地。兇徒向她大潑汽油，然後放火。
誠然，這些都是個案，人們可以質疑其普遍性。但縱覽印度女性受害者在遭受強暴等暴行後，還需進一步承受社會對她們的歧視，便可以得知問題的根本所在：人們的認知。
2012年的「德里輪姦案」後被拍攝為紀錄片《印度的女兒》，在該紀錄片中，犯人之一的Mukesh Singh依舊「大義凌然」地表示，受害者之所以有生命危險，是因為她當時做出了反抗，否則他們只會毆打她的同行男性友人，強姦她，卻並不會殺掉她；該施暴者甚至表示，被強姦的女性比施暴者責任更大。而被告辯護律師M. L. Sharma則進一步表示，女死者不應與陌生男性外出，並直言印度有很好的文化，只是當中沒有女性的位置。
這種態度說明了什麼？問題的根本，不僅僅在於施暴者，實則也更在於社會大眾，在於印度社會當下依舊嚴重的性別歧視。
印度女性安全問題迎來解決的時刻了嗎？
可是，縱然女性安全問題愈發得到討論，諸如《廁所英雄》等印度電影，也引起國內外廣泛共鳴，但如今印度又真的迎來解決問題的關鍵時刻了嗎？
重男輕女的情況古而有之，源於經濟作業分工。遠古時代「男狩獵、女採摘」的經濟作業分工，意味着女性能帶來穩定的食物來源，當時人類文明多是母系社會，男女地位相對平等。隨着近一萬年前農業革命爆發，重體力的耕種工作令男性地位愈發加強，糧食的儲存也意味着人類有了財富積累和傳承的概念，父系社會隨之形成，並傳承千年，與宗教、文化、習俗等一系列行為準則相互固化，深深塑造着人類各個文明。直到20世紀全球大規模步入工業革命，才為女性社會地位的重新提高帶來了契機。
在此過程中，一些國家因經歷戰爭，勞動力緊缺，女性得以「撐起半邊天」，其社會地位也隨之加強，美國、中國、俄羅斯，皆為此例；而在另一些國家，政府也採取了更為直接的干涉，或如歐美一般比較溫和的漸進式平權運動，或如中國1949年之後顛覆性的社會改造運動，最終都對男女平權產生了正面效果。
要點明的是，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經濟作業分工是男女平權的必要前提，卻並非唯一因素，文化和習俗也有着很大影響力，且變化總是需要時間。諸如日本、韓國等工業發達的國家，在僅百餘年乃至幾十年間完成工業化進程，其文化習俗的變化相較之下就顯得滯後。
因此，在此框架下看向印度，便會發現，其工業化進程依舊「路漫漫其修遠兮」，而其重男輕女的習俗又是如此根深蒂固，且尚未推動顛覆性的社會改造運動，這也註定其「改風易俗」為女性平權的進程，會是異常緩慢的。
更有甚者，從國家發展角度而言，平權工作縱然應持續推動，但恐怕並非印度政府當下能夠集中資源攻克的重點。
需要坦然的是，自莫迪2014年擔任印度總理以來，諸如加爾基女子大學等惡性事件反而還愈來愈多。論其原因，莫迪所主導的「平民政治」起到了很不好的副作用，鼓舞了這種事件的發生。
與印度獨立後歷代出自精英家庭的總理不同，莫迪是一位從人民中走出來的總理。作為家中六個孩子的老三，莫迪從小便幫助父親在火車站、公車站販賣茶水，並於8歲便加入到民族主義團體「國民志願服務者聯盟」（RSS），學習古典經文，接受初級教育。18歲的他用了兩年時間遊歷北印度和東北各邦，對基層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了解。直到1971年印巴戰爭爆發，孟加拉國脫離巴基斯坦而獨立，21歲的他才以RSS全職成員的身份，正式投身政治。
因此，深知國民艱苦的莫迪，其執政理想便是致力於為全國8億鄉鎮貧困人口脫貧，為一個個平民家庭提供可維繫的生計：
遍覽過去數年，莫迪擴大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大建基建，創造就業和經濟增長。在此基礎上，他亦集中於改善民生，包括讓2.6億戶家庭通上電的「幸運計劃」，讓8,000萬戶農村家庭用上燃氣的「光明計劃」；覆蓋3億人口的「普惠金融計劃」；覆蓋印度40%人口的「國家健康保護計劃」；旨在於2022年3月前為城鄉貧民提供2,000萬套經濟適用房的「為所有人提供住房計劃」，截至2019年已取得1,000萬套鄉村貧民住房和近400萬套城市貧民住房的成績；至於「清潔印度行動」，則一如電影《廁所英雄》里刻畫的那樣，大力主導在農村修建廁所，為貧民提供掏糞、清掃等配套職業培訓及機遇。
而在此過程中，莫迪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有尚未能做好的地方，亦有政敵不懈的批評。作為一個民選政府的領導人，他必須帶動平民百姓的支持，必須採取近乎民粹的調動手段，譬如簡單易明的口號，譬如宣揚印度教和印度文明的偉大，譬如盛讚印度傳統文化的淵源——只是，在這麼做的過程中，傳統文化中的很多糟粕，也隨之被更多地暴露，重男輕女的認知，便是最為負面的例子之一。
各個國家都有各個國家的挑戰。莫迪政治之路的成功，帶來了其負面效果。只是，印度政府當下的主要工作，依舊是改善最基本的民生需求。至於男女平權，絕對是政府應該通過教育、就業、文化、社區工作等方面發力，持續改善的工作。印度民眾愈來愈敢於表達對這種事件的不滿，也顯現了其進步的一面。但該問題的解決，恐怕是愚公移山，仍需假以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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