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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漂流的異鄉人：外籍移工在台灣
台灣這座小島，先後容納了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異鄉人，或渡海前來開墾，或因戰爭來到此地。自開放引進外籍移工後，這30年來隨處可見越來越多東南亞臉孔。身處多元環境的我們，是否準備好了一個充滿同理心的社會，能彼此理解，互相學習且共同生存？
採訪撰文／林侑青 攝影／詹朝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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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的台北車站大廳，地板上圍坐著一圈圈年輕男女，比手畫腳開心談笑，分享附近路邊攤買的傳統小吃，穿上戰利品用手機打卡拍照，這圈有人抱起吉他唱流行歌，另一圈端出蛋糕為朋友慶生。來來往往的群眾忍不住朝他們打量，有些眼神裡帶著好奇，有些選擇閃避，有些流露厭惡—因為他們是所謂的「外勞」，來自東南亞的藍領移工。
截至2018年底，台灣低技術國際移工（以下簡稱移工）總數來到70.7萬人（產業移工為44.9萬，社福移工為25.8萬），其中約四成為印尼籍，其次是越南、菲律賓及泰國。這些從異國漂流而來的人們，遍布台灣，深入城鄉，人數以桃園為最，再來是新北市及台中。男性移工多半從事漁工農務、進入工地或工廠，彌補了台灣基層勞力的缺口；將近九成的女性移工則進入醫院或家庭擔任看護或幫傭，肩負起原本應由國家福利承擔的長期家庭照顧工作。
流動是為了更好的生活
37歲來自雅加達的 Mala，二年多前透過朋友介紹，離開五歲的兒子來台灣工作。她平時在台中照顧一位阿嬤，負責煮飯打掃，最重要的是阿嬤出門一定要陪不然會走錯路。她的中文跟英文不是太好，老人家多半又說台語，溝通有時很傷腦筋，但比起她之前在沙烏地阿拉伯幫傭十年的經歷，她覺得台灣很不錯。
每晚她用 Line 跟7歲的兒子聊天，這個農曆年她放假回印尼一趟，拍了好多新照片，她邊滑手機邊看著照片裡兒子圓亮的黑眼睛微笑。平常煮飯要配合阿嬤口味，今天難得來台北，她到車站附近小印尼街的 SARI RASA 餐廳挑了想念許久的家鄉味，這道椰子絲涼拌菜老公愛吃，當然也要來一串兒子最愛的沙嗲。
Mala 來台灣是為了賺錢，即便她先生在印尼是報業攝影師，她依然希望為家庭增添收入，才能回印尼蓋很大很漂亮的房子。全球化下流動成為常態，人們跨越城鄉甚至國界以獲取更好的生活，無論是中國的北漂族、到鄰近國家當「台幹」的青年，或在政府廉價勞動力輸出政策驅使下大批離鄉打拼的印尼人，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
冒充的家人
每個漂流的人，背後都有不同的追尋。25歲的Umi來自東爪哇，小時母親過世，父親再娶，她和新家人感情並不融洽。十六歲她就離家到巴里島工作，六年前來到台灣。她很感激第一任雇主帶給她心靈的磨練，那三年她沒放過一天假，不斷工作到忘記什麼叫疲憊，但也在嚴格要求下學到流利的中文。即便再辛苦，她說她一點都不想家。
她第二份工作是照顧阿嬤，直到在醫院病逝。去年，Umi寫下阿嬤的故事投稿第二屆「移民工文學獎」，獲得了優選。她的文章〈清晨之前〉是這麼寫的：「拉蒂在阿嬤的臉上彷彿看到自己親生母親的眼睛。拉蒂自稱是阿嬤的女兒，每日陪著阿嬤。如今阿嬤正油盡燈枯地躺在病床上，拉蒂已經失去阿嬤臉上的笑容。阿嬤，我願意今晚不睡，只要之後我還能見到妳從早晨醒來。阿嬤，答應我好嗎？」
一直到現在，她還保存著阿嬤給她的悠遊卡，想念她和阿嬤搭公車去過的地方。明明是冒充的家人，但彼此情感的流動卻比真正家人能給予的更多，失去親人的酸楚真實地難以平復。當22萬名女性外籍移工進入台灣家庭，代替缺席的父母親、兒孫輩照顧幼兒及長者的同時，也代表了22萬個家庭的敘事將被改寫，更反映出台灣面臨少子化及高齡化社會變遷下長期照護政策的無力。
兩個故鄉
有些人來台灣後獲得出乎意料的驚喜。好比來自瑪琅的Ida，來台灣是為了追星。當年《流星花園》在印尼爆紅，超愛言承旭的Ida決定到台灣工作賭看看能否見到偶像。第一份工作被派去馬祖民宿，沒想到言承旭還真的來拍戲！她打掃房間勤快到大明星拜託「一天掃一次就好了。」而某些移工則在這裡找到愛情，像 Sasa 今年春天便要和台灣人老公結婚，成為「新住民」，喜孜孜地四處看宴客場地，請朋友來喝喜酒。
當 Sasa 的身分從「移」工轉為新「住」民，一切並不會比較輕鬆。移工雖然也必須適應台灣社會，但畢竟還能因地制宜；嫁來台灣便得盡力融入，婆媳問題、小孩教養都是一道道關卡，下一代對兩個故鄉的認同感也成為挑戰。近十多年來，台灣男人娶外籍配偶的比例大幅增加，有些是在他國工作結識，有些則透過跨國婚姻仲介來台。這些多數來自中港澳，以及越南、印尼、菲律賓、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的新住民們，也使得台灣的族群光譜更顯多元駁雜。
若再將時光拉遠，清末時大批中國人因生活環境艱難，自閩、粵遷徙至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當這些華人逐步進入製造、服務、金融等產業，掌握當地經濟命脈後，也使得東南亞各國排華聲浪更形劇烈。七○年代起，每遇排華高峰，部分在東南亞的華人便陸續選擇遷移到局勢較為安定的台灣，娶妻生子默默落地生根。當近年越來越多東南亞「同鄉」來到台灣，也牽動了他們對自己原鄉的反思。
好比來台八年的印尼華僑曾國榮，六年前和朋友一起創辦台灣首本印尼文雜誌《INTAI》，在移工圈間廣受好評。近百年來，這些跨越國界的流動盤根錯節地伏流在台灣社會脈絡下，提醒著我們在思考移工和新住民問題時，不能忘記其實匯聚在這座島嶼上的人，許多都曾擁有兩個故鄉；也因為這樣，或許台灣比任何地方都更有機會創造和解包容的空間。
歧視？忽視？無視？
早期，台灣民眾對外勞充滿種族歧視的刻板印象。好比有台灣雇主認定菲傭偷竊，因為他們是「海盜的後裔」，或認為移工母國的低度發展，是因為熱帶地區人民生性懶惰。女性移工被男雇主性騷擾甚至性侵，是因為穿著暴露主動勾引，有些甚至被汙名化「假打工、真賣淫」。外勞被苛扣薪水，甚至打罵虐待的新聞也時有可聞。
移工的工作權益並未受到法律保障。2014年勞動部調查發現，高達68.6%家庭看護例假日沒有放假，推估有4.8萬名家事外勞全年無休。（資料更新：2018年6月調查顯示，外籍家庭看護工每日實際工作時間平均約10.2小時。）外籍看護與幫傭的基本薪資，在凍漲18年後，2015年7月才從15,840元調漲為17,500元，九月又調降回17,000元（資料更新：2018年6月調查顯示：事業面外籍勞工經常性薪資為22,597元，外籍家庭看護工經常性薪資為17,765元。）台灣內部也有許多勞工問題沉痾，當本國勞工都未必能成功爭取權益時，只怕很難從體制面改善移工處境，何況有時亦會牽扯到國家間的外交政治角力。
比起歧視，集體的「看不見」或許更糟。多數台灣民眾對東南亞國家的認識僅限於吃喝玩樂，深究其政治經濟現況與文化背景便空白陌生。曾經有雇主要求穆斯林移工吃掉晚餐剩的五花肉，不吃便責罵她浪費食物，不識好歹；Umi跟新雇主面試時只關心一個問題，「我可以包頭巾嗎？」當地處邊陲的台灣力求放眼世界，關心以巴衝突、法國恐攻、歐洲難民潮的同時，何不也回頭凝望島上的移工朋友們，這也是某種「培養國際觀」的方向。
跨越隱形的界線
一個國家對待「異鄉人」的方式，也反映出自身文化的進步。有幸的是，近十年來台灣民間一直有許多團體默默溫柔耕耘，為推動多元族群交流努力。《四方報》便是一例，擁有越南文、泰文、印尼文、菲律賓文、柬埔寨文、緬甸文各種版本，刊登東南亞新聞外，也翻譯台灣時事，大量採用讀者來稿，讓散落四面八方的移工朋友彼此打氣慰藉、交換資訊，也做為爭取權利的發聲管道。（資料更新：前「四方報」編輯團隊於2016年5月創立《移人》，是全台灣第一個專門撰寫移工、新移民故事的網路獨立媒體。）
2015年，位於南勢角的《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發起「請帶一本你看不懂的書回台灣」活動，將募得的書籍提供給東南亞朋友免費借閱，可以畫重點，沒有還書期限。有雇主來幫家裡看護借書，也有新住民媽媽帶小朋友來看繪本。像點燃黑夜裡的燭火，這樣的理念感染了其他有心民眾，在基隆的小雜貨店，或台中東勢的五金行，紛紛開辦起小型圖書館。每週日下午，志工拖著一大箱書出現在台北車站大廳，化身「行動圖書館」，一圈圈移工中開始出現靜靜閱讀的美好景象，但還是每次都有民眾向鐵路警察檢舉。
燦爛時光策展人吳庭寬說，「多數人沒有意識到自己設了界線，那個界線很模糊，也不容易跨越。比方說，你願不願意坐在地上，跟你身旁的移工朋友聊一聊，彼此分享食物？其實只是一念之間，心放寬想坐就坐了。如果這個社會只容許別人來適應我們，那是很暴力的行為。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每個人因為不同原因來到這個島嶼上，除了原住民之外，其實大家都是移民的後代。認識移工或者新住民，其實也是回過頭認識自己。」
在車站編號F24樑柱旁，Mala 專注翻著印尼華僑羅姊給我的印尼雜誌《INTAI》。Ida來找朋友聊天，順便帶來幾袋傳統印尼小吃（某種發酵木薯炸物）和大家分享。Umi 讀起印尼童話集，因為要講晚安故事給老闆的小朋友聽。這些異鄉人不約而同匯流到台灣，有人是因為無法掌控命運，有人為了掌控命運，有人命運因此而改變。撕開他們身上重重的「外勞」標籤，會看見一張張各有姿態的臉，帶著各自的故事嵌入了台灣繽紛的風景。
我認為不能在人身上貼標籤，外籍勞工是人，台灣人也是人，人與人之間應有的尊重是不分國家與種族的，不應該有異樣眼光。國3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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