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hristy Ng】
「有一種力量,叫溫柔。」 這是台灣紀錄片《太陽的孩子》其中一句叫人難忘的標語,也是導演鄭有傑拍戲多年的感觸。 從2000年16mm短片《私顏》,到2006年第一部長片《一年之初》、2009年的《陽陽》,甚至是《10+10》裡的〈潛規則〉,他的作品往往帶點戲謔,總以輕快的節奏訴說一個個耐人尋味的故事。《太陽的孩子》亦承襲這種風格,以原住民土地被侵略,道出台灣社會的荒誕及官商的無恥勾結,真香港人看罷,竟身同感受,勾起東北發展、政府收地重建等逐漸被遺忘的片段,亦慨嘆個人之力的微不足道。
近年,台灣因經濟不景、政府無能而掀起許多新思潮,年輕一代選擇站出來,誓言自己國家自己救。這種前途自決、命運自決的氣魄,吸引着鄭有傑,「這是現在的台灣非常需要的勇氣。」 電影中,本來在台北打拚的Panay,得知父親病倒了,馬上趕回部落,發現家鄉早已變了樣。記憶中的茂密農田,早已變成滿佈雜草的廢地,經紀入侵,不停遊說村民放棄祖地,將之改建成旅遊區。她更發現,自己的孩子對部落生活常異常厭倦,恨不得售出土地奔往城市。
這樣的背景設置香港人並不陌生,關於土地的爭議,近幾年不斷上演,新界東北發展、海下發展、大嶼山發展等,一浪接一浪,政府強硬推行政策,香港人被迫接受很多不願意接受的事。「你選擇拿甚麼東西來換取發展?經濟發展一定要付出代價,你要付出甚麼代價?土地要給別人嗎?尊嚴要給別人嗎?祖權也給別人嗎?連孩子的未來也換掉嗎?這不只是在部落發生,放眼台灣、世界,在全球化經濟下,很多地方都面對同樣的事情。」亦因此,他看到勒嘎‧舒米的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後大為感動,他從沒想過在這麼多的打壓下,竟然有部落團結一致,誓要復耕梯田。「這是他媽媽的真實故事。」鄭有傑笑着說。 「我喜歡勒嘎導演用一種溫柔的方式去描述、紀錄家鄉的事,我感受到他對家鄉的愛,還有自己尋找認同的過程。」他決定以此為藍本,並融入各個部落面對的困境,創作了《太陽的孩子》,這甚至讓他找回「十多年前拍電影的初衷」。
以原住民為切入點的電影,在《賽德克巴萊》之前,少之又少,人們對原住民的歷史、生活、處境不甚了解,而對鄭有傑而言,最可怕的不是血統的分歧,而是無知。阿美族在清末幾乎慘遭滅絕,當時清兵大力攻打部落,但一直攻不進,他們假意求和,與原住民勇士一起吃飯、喝酒,趁他們喝醉時展開大屠殺,幾個勇士逃回部落,叫族裡的老弱婦孺逃到山上,才避過滅族厄運。「我覺得很羞愧,不是因為我有漢族的血液,而是我怎麼那麼無知,我唸的台灣大學是台灣最高的學府,虧我還是一個電影導演,我竟然不知道這些事,還大喇喇地在這裡觀光、遊玩,卻完全不知道我的祖先經歷過甚麼。」
台灣人常說轉型正義,意指民主國家應彌補過去政府違法和不正義的行為,尤其在政權轉換時,更需要糾正以前所犯的錯誤。戲裡,Panay為了籌款修復水壩,站在眾人面前娓娓道來自己有個美麗的名字叫Panay Dongi Kacaw,然而從小到大她只用林秀玲這個名字。過去一個世紀,台灣政權不斷轉換,從清代到民國,再到日本,最後落入國民政府手中,禁止方言、更改名字等事情不時發生,兩兄弟可以有不一樣的姓氏,如果在學校講母語,會被要求掛着牌子罰站。「這對一個民族而言,是非常震盪的區域,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是次等的,對於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有自卑感,影響非常深遠。」這是過去錯誤的政治所導致的,但這個現象直到今天還不時發生。
這些,課本不會教,媒體也很少關注,但近年愈來愈多原住民透過音樂、電影、書寫等渠道發聲,並開始反思身份問題。原住民對一個國家而言,到底意味着甚麼?台灣為甚麼是台灣?「紐西蘭愈來愈重視毛利文化,並且認為毛利文化代表紐西蘭,人們開始思考紐西蘭為甚麼是紐西蘭而不是澳洲、英國,那是因為它有獨特的文化。原住民文化在這塊土地上長出來,一開始就在這裡,你不可能忽略它。」而作為電影人,鄭有傑認為自己有責任去了解、反思,甚至把所見所聞拍出來,「為甚麼全世界都知道猶太人過去所經歷的事,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不能拿猶太人在集中營的事開玩笑,因為猶太人拍了幾百部電影講這件事,這就是話語權,你如果不發聲,真相就不會被知道,真相只有不斷地說,才會有力量。我們現在所做的就是去補足,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
對於政權肆意妄為、商人為了發展不擇手段,鄭有傑亦如所有人一樣,既悲哀,又憤怒。為了復耕梯田,Panay花盡心思,當水流引入農田,本以為一切會好起來,電影步調卻急轉直下,老婆婆多年前因為地契被風吹走,土地不被承認,眼白白看着一片金黃稻田被破壞。女孩從最初亟欲離開部落,到最後舉起雙手擋在吊臂機前,怒斥大人不守信用,最後依然無法阻擋所謂的「發展」,此情此景,教人唏噓不已。土地向來是政權最想得到的有形資產,會用盡各種方式拐騙、掠奪,但在強權下,人們是否只能啞忍、包容?「我們在面對選擇時,有人會說為了國家的發展要忍耐、要犧牲,可是我們要知道國家的定義是甚麼?國家的定義就是人民、土地、祖權。」
透過電影,鄭有傑希望想讓大家看到可能會消失的美好、善良,「有些東西你不保護,可能會永遠失去,一旦失去了,就不會再回來。土地是這樣,文化、語言也是,一旦忘記自己的母語,以後很難再學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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