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財隆／公平會委員
英國社會學家T．H．馬歇爾在講述「現代公民如何誕生」時，根據歐洲從十八世紀以來的歷史經驗，把人類對自由的爭取和享有歸納成三大層次。依序為公民自由（人身尊嚴、思想言論、財產權等）、政治參與（選舉權等），及獲得基本商品和服務（食物、衣服、住房、教育、健保等）的權利。前兩者大致可由民主來概括，最後一項則和社會經濟權有關。
台灣戰後發展至今，從威權走到民主，從貧困走到富裕，從馬歇爾所提示的這三項公民指標來看，表現相當亮眼。即便在政治、經濟和社會諸多領域，仍有不少地方尚待深化和優化，但終究因為民主還在，所以仍然擁有嘗試錯誤與持續改善的實驗機會。我們不應自滿，卻也不必枉自菲薄。
仔細想想，能夠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且富足的國家，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或被高度祝福的事。就經濟發展而言，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或評價既有成就，並用何種思維來回應當前各種內外挑戰？
本文將從台灣擺脫物質匱乏出發（經濟成長），接著談到面對中國經濟崛起和龐大的市場吸引力，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反服貿）也間接促成經貿自主成為兩岸經貿關係主軸。最後說明何以經濟發展的目的、乃至手段，都應逐漸回到以人為本。
兩大成就：擺脫物質匱乏與跨越「中等所得陷阱」
以衡量國家經濟產能和人民生活水準最常用的「人均GDP」（國內生產毛額）為例，二○二一年疫情肆虐來到高峰，台灣則拜高達六．四五％的經濟成長率之賜，首度超過三萬美元。不僅超越韓國，更逼近日本（部分原因來自日圓大幅貶值）。
放眼全球，目前人口超過二千萬且人均GDP跨過三萬美元的國家，包括台灣在內，一共也才十一個。而且，這個三萬美元是個市場價值或所謂「名目」數據，真要看出特定國家的經濟實力或人民經濟福祉，仍需考慮各國之間的物價（生活成本）差異，亦即藉由「購買力平價」（PPP）來做調整。由於台灣的物價水準長年呈現系統性偏低（尤其是相對於美歐日韓等國），台灣的實際經濟規模或人民生活水準只會更加突出。
換句話說，從各種數據來看，都不能再說台灣是個小國，甚至已晉身中等規模、已開發國家之林。更難能可貴的是，台灣除了擺脫貧窮之外，早從一九九○年代就已跨越「中等所得陷阱」。目前國際標準把中等所得門檻訂在人均GDP大約一三二○○美元，超過即為高所得國家。
何以中等所得容易成為陷阱，擺脫不易？背後道理在於，除非產業轉型、產品升級獲得成功，否則由於生產活動必然受到「資本報酬遞減」鐵律的制約，即使投入再多的機器設備（資本累積），生產力的提昇終將無以為繼。最後導致中等所得國在成本優勢方面拚不過後進國家，生產技術優勢則比不上先進國家，卡在中間。說穿了就是模仿遠比創新來得輕鬆，所以容易在此狀態久久徘徊。
就產業發展的角度，台灣早年之所以能夠脫貧，主要得利於活力旺盛的中小企業。近卅年來台灣不僅大幅跨越中等所得陷阱，甚至邁向富裕之路，等於以結果間接證明了產業升級和創新有成（即使依舊沒有市場和品牌）。這段期間的主要動能則來自於資訊電子產業，包括由台積電領軍的半導體（晶片）產業。
不再單純只是代工，進一步為知名領導品牌提供高級布料的紡織服飾業，更是另一個成功產業案例。這部分論述可參照陳添枝，《越過中度所得陷阱的台灣經濟》。
一頁台灣經貿自主奮鬥史：從ECFA到太陽花運動
經過三年疫情的衝擊和近年來中國的轉變（對內日益集權、對外日益擴張），加上持續升溫中的美中科技戰，在在都讓世人重新反思經濟過度依賴特定國家的後遺症。無論是貿易、投資、金融或生產供應鏈，國家韌性和產業韌性不絕於耳，即使無法做到脫鉤，最起碼也必須降低風險。
犧牲部分經濟效率以換取國家更安全，並避免受到因政治和外交目的而來的經濟脅迫，更一躍成為主流看法，如今稱作「貿易典範的轉移」。這在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正值顛峰的本世紀初，應該是難以想像。
二○○二年就在台灣緊接在中國之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那一年，我在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APEC研究中心）找到一份幕僚工作，負責「區域經濟整合」議題，主要從事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FTA）研究。
當時的研究關懷重點大概有三個，直接或間接全都跟中國有關。包括區域主義盛行下，各國多在洽簽雙邊區域FTA，台灣則由於中國杯葛而參與無門（中國因素），亦即經貿邊緣化問題；其次是全球化方酣，跨國生產分工現象（即大量中間產品貿易）；最後則是中國經濟崛起，台商從傳統產業到高科技產業，大舉西進所引發的投資和貿易「不對稱依賴」後遺症。
就在那段民進黨執政期間（二○○○～二○○八），中國經濟成長大爆發，每年平均經濟成長率來到十％（不過，二○一○～二○一九平均降至約七％，二○二○起大概只剩四～五％）。根據「七十定律」此一數學經驗法則，這意謂中國經濟規模每七年（七十／十）就會倍增。
不難想像其間的商機和市場誘惑之大，以及政府基於台灣整體利益扮演控管與平衡角色之不討喜。包括一九九○年代中期李登輝總統的「戒急用忍」，到陳水扁總統的兩岸經貿政策依違在「開放與管理」之間，莫不如此。這些大環境因素也共同解釋了二○○八年台灣發生第二次政黨輪替，馬英九和蕭萬長當選正副總統。
更重要的是，秉持其「台灣必須靠中國走向世界」的「一中市場」信念，陸續推出開放中資來台（二○○九）、「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二○一○），以及後續的「服務貿易協議」（二○一三）等協議。主要由於兩岸經濟規模懸殊、經濟發展程度和政經體制差異甚大，加上兩岸經濟整合與政治統一的陰影揮之不去，適當的監督程序更是付之闕如，以致這些原本只是單純的貿易協議，卻在台灣內部引發高度爭議和焦慮。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爆發「太陽花運動」，可說事出有因。
仔細想想，這場運動對台灣的產業發展、人民生計，甚至國家安全各層面，影響都極為深遠。台灣經濟的自主與自信，更從此獲得確保。
用一則笑話來總結我對服貿這件事情的看法。出自十九世紀美國小說《小婦人》。
醫生問：「最近身體如何呢？」
「好多了」，女主角回答。
「為什麼呢？」
「因為忘了服用您開的藥」
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思維
台灣經濟發展至今，早已擺脫物質匱乏的限制，未來應更有意識地回到以人為本的發展思維，並充分體現在各種經濟政策。
例如：提昇勞動者的集體議價能力和薪資水準；講到產業政策，應強調如何賦予或擴大人的能力，把視角從物質（產值）轉移到人的身上；除了持續發展高科技之外，也應致力於縮小高科技和傳統產業之間的差距；以在地、社會需求為師，善加利用上天給台灣的條件和考驗；重視經濟治理（governance）與管制（regulation），尤其是競爭法機關，充分發揮國家規範（裁判）市場的力量。
（本文作者授權，轉載自「人本教育札記」二○二三年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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