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革命 -第一次與第二次比較
相似點
綠色革命
綠色革命
按照綠色革命成功的主要標誌：糧食產量普遍性大幅度提高和農業新技術的可持續利用，後者包括人們願意接受新技術的普遍程度和新技術給生活方式及種植文化帶來的適應性，第二次綠色革命尚處於局部醞釀之中，即處在全球性規模化革命的形成之前。第二次綠色革命假設能夠形成，那麼將在其問題背景、發展目的、技術進步及其傳播、政策等方面與第一次綠色革命具有以下相似之處：
（1）人口與食品供求關係的巨大矛盾。
（2）以解決食品危機為主要目的。
（3）利用新的科學技術來開發作物新品種，這些品種在其增產、地區適應性方面優於以往品種。
（4）新品種技術的影響對於發展中國家農業及食品生產至關重要。出於各種原因，這些技術尚未傳播普及到本該受益最大的地區。
（5）政策與農技培訓對於綠色革命的範圍和最終成功與否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不同點（1）人口與食品供求關係的巨大矛盾。
（2）以解決食品危機為主要目的。
（3）利用新的科學技術來開發作物新品種，這些品種在其增產、地區適應性方面優於以往品種。
（4）新品種技術的影響對於發展中國家農業及食品生產至關重要。出於各種原因，這些技術尚未傳播普及到本該受益最大的地區。
（5）政策與農技培訓對於綠色革命的範圍和最終成功與否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第二次綠色革命與第一次綠色革命的不同點更加突出。主要表現在：
（1）時代背景與目標導向不同
第一次綠色革命發生在人類社會主流已經進入的工業經濟時代，當時發展中國家仍處於農業經濟時代；第二次綠色革命面臨的是信息經濟時代和生物經濟成長階段。在即將到來的生物經濟時代，農業的功能，除滿足人們溫飽條件、為工業增值提供原材料外，還將體現在增進人類健康、提高營養品質和生活質量、滿足人們消費多元化和崇尚生活情趣、個性化定製食品和藥物以及供人們以回歸自然與綠意享受等，即突出綠色環保、可持續發展、注重營養品質、產品人性化與個性化等「人本化」特徵。農業發展目標不僅在於食品增產，而且還在於在食品產量增長的同時，農產品質量得以提升，環境與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也就是說，相對於第一次綠色革命的目標導向主要是增加食品產量而言，第二次綠色革命的目標導向是多元的，即在追求食品增長的同時，更加關注生活質量的提升與環境可持續發展。
（2）技術系統不同
第一次綠色革命依託的主要技術是植物常規育種和雜交育種，以及與高產品種配套的灌溉系統、化肥和殺蟲劑的廣泛使用。而第二次綠色革命依託的技術將主要是以分子生物學及基因工程為核心的現代生物技術，以及其他配套的有利於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綠色」技術。第二次綠色革命依託的技術，如研製轉基因作物種子所需的科學技術，比創造第一次綠色革命農業進步所用的科學技術要複雜得多。
（3）知識產權的界定和研發部門不同
以轉基因種子為例，轉基因種子主要是由私營公司，尤其是由兼營種子與化學工業的跨國公司研製，而非如第一次綠色革命那樣——新品種主要由公共部門投資研製出來。由此帶來的種子成本和知識產權問題非常突出，以致成為目前推廣使用生物技術產品的巨大障礙因素。
（4）政策環境和政治氣候不同
第一次綠色革命被認為是在一個特殊的政策環境中實現的，這種政策環境包括人口過剩、擔心飢荒、慈善事業、冷戰政治因素等。這一時期，農業科技進步被積極鼓勵，政策法規相對寬鬆，有助於農業革命。而第二次綠色革命已不存在來自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且有關轉基因食品等的政策法規更加嚴格；非政府組織、公眾意識和輿論已形成重要的政治力量，各利益相關者的關係更加錯綜複雜；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發展又使得公眾的關注度和知情狀況發生改觀，從而使轉基因等技術的推廣應用面臨更多的挑戰。
（5）負面效應不同
第一次綠色革命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主要是由於過量使用化肥、除草劑等化學物質而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以及由於農作物品種單一化而引起的農業種質資源減少及農業生態系統退化。第二次綠色革命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應主要是食品安全、生物倫理以及生物多樣性等問題。由於轉基因作物種植導致化肥、除草劑等化學物質使用量的減少，被認為將有益於環境。
借鑒（1）時代背景與目標導向不同
第一次綠色革命發生在人類社會主流已經進入的工業經濟時代，當時發展中國家仍處於農業經濟時代；第二次綠色革命面臨的是信息經濟時代和生物經濟成長階段。在即將到來的生物經濟時代，農業的功能，除滿足人們溫飽條件、為工業增值提供原材料外，還將體現在增進人類健康、提高營養品質和生活質量、滿足人們消費多元化和崇尚生活情趣、個性化定製食品和藥物以及供人們以回歸自然與綠意享受等，即突出綠色環保、可持續發展、注重營養品質、產品人性化與個性化等「人本化」特徵。農業發展目標不僅在於食品增產，而且還在於在食品產量增長的同時，農產品質量得以提升，環境與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也就是說，相對於第一次綠色革命的目標導向主要是增加食品產量而言，第二次綠色革命的目標導向是多元的，即在追求食品增長的同時，更加關注生活質量的提升與環境可持續發展。
（2）技術系統不同
第一次綠色革命依託的主要技術是植物常規育種和雜交育種，以及與高產品種配套的灌溉系統、化肥和殺蟲劑的廣泛使用。而第二次綠色革命依託的技術將主要是以分子生物學及基因工程為核心的現代生物技術，以及其他配套的有利於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綠色」技術。第二次綠色革命依託的技術，如研製轉基因作物種子所需的科學技術，比創造第一次綠色革命農業進步所用的科學技術要複雜得多。
（3）知識產權的界定和研發部門不同
以轉基因種子為例，轉基因種子主要是由私營公司，尤其是由兼營種子與化學工業的跨國公司研製，而非如第一次綠色革命那樣——新品種主要由公共部門投資研製出來。由此帶來的種子成本和知識產權問題非常突出，以致成為目前推廣使用生物技術產品的巨大障礙因素。
（4）政策環境和政治氣候不同
第一次綠色革命被認為是在一個特殊的政策環境中實現的，這種政策環境包括人口過剩、擔心飢荒、慈善事業、冷戰政治因素等。這一時期，農業科技進步被積極鼓勵，政策法規相對寬鬆，有助於農業革命。而第二次綠色革命已不存在來自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且有關轉基因食品等的政策法規更加嚴格；非政府組織、公眾意識和輿論已形成重要的政治力量，各利益相關者的關係更加錯綜複雜；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發展又使得公眾的關注度和知情狀況發生改觀，從而使轉基因等技術的推廣應用面臨更多的挑戰。
（5）負面效應不同
第一次綠色革命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主要是由於過量使用化肥、除草劑等化學物質而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以及由於農作物品種單一化而引起的農業種質資源減少及農業生態系統退化。第二次綠色革命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應主要是食品安全、生物倫理以及生物多樣性等問題。由於轉基因作物種植導致化肥、除草劑等化學物質使用量的減少，被認為將有益於環境。
若要促使第二次綠色革命在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廣泛展開，還有諸多障礙因素需要消除，這些因素主要包括：研發成本與發展中國家農民購買力差異，知識產權保護，利益相關者關係，轉基因等生物技術產品的規制環境。根據兩次綠色革命的異同點，第二次綠色革命可從第一次綠色革命中借鑒之處在於：
（1）降低農業生物技術研發成本，使發展中國家農民能夠買得起
在第一次綠色革命期間，新的高產良種和相應的化學物質同樣比農民用傳統方法培育的種子昂貴，但由於制定了成本減免計劃，建立了貸款體系，從而克服了種子成本和農民購買力之間的矛盾。而轉基因技術及其種子成本更高，為此，第二次綠色革命同樣需要制定和建立類似的成本減免計劃和貸款體系，以便發展中國家農民能夠買得起。
（2）加大公共部門投資，建立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研發的夥伴關係
在第一次綠色革命期間，由於技術研發及其產品幾乎全部來源於公共領域，因而不存在知識產權障礙。目前轉基因食品的投資多來自私營部門，知識產權保護非常重要，以致有人稱「知識產權問題是基因革命的核心」。如何在知識產權保護和技術更大規模的擴散之間建立起適宜的平衡，從而使轉基因技術呈現革命性規模化應用，是第二次綠色革命成功的一大挑戰。顯然，加大公共部門投資，建立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研發的夥伴關係，將有利於生物技術的保護和傳播。
（3）強調農業對全球問題的重要性，通過公共政策來促進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
綠色革命的利益相關者主要是指各級政府、公共機構、私營公司和非政府組織。在對待轉基因作物態度上，各利益相關者應當從農業及食品安全對於全球穩定和安全以及公共福利出發，形成農業發展對全球問題極其重要性的共識。
在「二戰」后的30年間，有關政策制定者認為農業發展對於世界和平來說絕對必要，為此美國、亞洲及拉美的決策者從一開始就支持第一次綠色革命。而在當今世界，農業發展對於維持全球穩定和安全及發展的重要性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發展」。因此需要加大公共政策的支持，以促進各利益相關者合作，共同推進第二次綠色革命。
（4）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必須制定合適的規制標準，這些標準同時考慮到轉基因食品的現實利益和風險
第一次綠色革命的規制環境極為寬容，科學家可以在各國自由活動，幫助育種和種植高產品種作物，對這些作物生產的食品也不必標識。而當今不同，各國或地區對待轉基因食品的法規制度不同，存在著明顯的分歧。例如，如果沒有一些明確考慮轉基因作物對農民和消費者潛在利益的法規，那些本可以從轉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國家如非洲一些國家，可能會考慮為了獲得歐盟的財政援助而打消允許本國種植的念頭。
（5）第一次綠色革命帶來的過量使用灌溉用水和化肥、除草劑等化學物質而造成的環境負面效應，應當引以為戒。為實現節能減排、生態文明等可持續發展目標，第二次綠色革命應當強調開發應用高產、環境友好的綠色技術，倡導綠色消費方式，在實現食品增長的同時注重環境可持續發展。
（1）降低農業生物技術研發成本，使發展中國家農民能夠買得起
在第一次綠色革命期間，新的高產良種和相應的化學物質同樣比農民用傳統方法培育的種子昂貴，但由於制定了成本減免計劃，建立了貸款體系，從而克服了種子成本和農民購買力之間的矛盾。而轉基因技術及其種子成本更高，為此，第二次綠色革命同樣需要制定和建立類似的成本減免計劃和貸款體系，以便發展中國家農民能夠買得起。
（2）加大公共部門投資，建立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研發的夥伴關係
在第一次綠色革命期間，由於技術研發及其產品幾乎全部來源於公共領域，因而不存在知識產權障礙。目前轉基因食品的投資多來自私營部門，知識產權保護非常重要，以致有人稱「知識產權問題是基因革命的核心」。如何在知識產權保護和技術更大規模的擴散之間建立起適宜的平衡，從而使轉基因技術呈現革命性規模化應用，是第二次綠色革命成功的一大挑戰。顯然，加大公共部門投資，建立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研發的夥伴關係，將有利於生物技術的保護和傳播。
（3）強調農業對全球問題的重要性，通過公共政策來促進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
綠色革命的利益相關者主要是指各級政府、公共機構、私營公司和非政府組織。在對待轉基因作物態度上，各利益相關者應當從農業及食品安全對於全球穩定和安全以及公共福利出發，形成農業發展對全球問題極其重要性的共識。
在「二戰」后的30年間，有關政策制定者認為農業發展對於世界和平來說絕對必要，為此美國、亞洲及拉美的決策者從一開始就支持第一次綠色革命。而在當今世界，農業發展對於維持全球穩定和安全及發展的重要性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發展」。因此需要加大公共政策的支持，以促進各利益相關者合作，共同推進第二次綠色革命。
（4）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必須制定合適的規制標準，這些標準同時考慮到轉基因食品的現實利益和風險
第一次綠色革命的規制環境極為寬容，科學家可以在各國自由活動，幫助育種和種植高產品種作物，對這些作物生產的食品也不必標識。而當今不同，各國或地區對待轉基因食品的法規制度不同，存在著明顯的分歧。例如，如果沒有一些明確考慮轉基因作物對農民和消費者潛在利益的法規，那些本可以從轉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國家如非洲一些國家，可能會考慮為了獲得歐盟的財政援助而打消允許本國種植的念頭。
（5）第一次綠色革命帶來的過量使用灌溉用水和化肥、除草劑等化學物質而造成的環境負面效應，應當引以為戒。為實現節能減排、生態文明等可持續發展目標，第二次綠色革命應當強調開發應用高產、環境友好的綠色技術，倡導綠色消費方式，在實現食品增長的同時注重環境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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