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國人來說,抗議(反戰)歌手、他的名曲Blowing in the Wind,幾乎就等於狄倫。正由於這有限的認知,狄倫被凝固成60年代的一個符號,彷彿僅供憑弔的活化石。然而狄倫如果只有這樣,他就不是狄倫了,普立茲獎特殊貢獻獎也不會獻給他——儘管公認「狄倫不需要普立茲,是普立茲需要他」。
狄倫的抗議民謠源頭,來自美國左翼民謠之父伍迪‧蓋瑟瑞(Woody Gurthine)。1959年,18歲的狄倫首次聽到蓋瑟瑞的歌,「如聞百萬噸炸彈引爆,從此人生丕變」,一度決定「只唱蓋瑟瑞的歌」。然而很快有樂界人士點醒他,太多人學得比他好,模仿毫無意義。
事實上,狄倫的背景與工人出身的蓋瑟瑞差距甚遠。在自傳「搖滾記」中,狄倫自述「從小到大總在等待自己的時機」,並在大一輟學離家,尋找「垮掉的一代」代言人凱魯亞克名作「旅途上」中五光十色的大城市,然而蓋瑟瑞則切實經歷過粗礪的土地風霜,流汗流血。
「劍橋大學搖滾與流行樂讀本」也道出狄倫和蓋瑟瑞的差異。「狄倫所在的俱樂部場景,與其說是民謠,不如說是波西米亞社群……他們和享樂主義的關係大於和社會主義的關係。」這預示了狄倫不可能僅走抗議路線。無論如何,狄倫的波西米亞性格與左派養分,即將交織出奇異花朵。
1961年狄倫來到紐約,在俱樂部駐唱出片,並於1963年以第二張專輯「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大放異彩,「Blowing in the Wind」被譽為反戰國歌,「Master of War」被選為史上最佳抗議歌曲,「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則被認為預視冷戰時代。
然而,狄倫數次否認他人對他的詞義詮釋。他說自己只是自然發抒心聲,並非以抗議為宗旨,但「抗議歌手」標籤仍揮之不去。隨著他在金恩博士「我有一個夢」演講後演唱、發行「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專輯後,他更儼然成為反戰、民權運動代表,越來越多人追著他「給這個時代解答」。
自傳中,狄倫屢次強調受夠被神化為「反叛的老大」、「抗議的祭司」,更厭煩媒體甚至瓊‧拜雅要他出面「擔當一整個世代的良心」。他這麼咆哮:我不是任何事或任何人的代言人,我只是個音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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