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安達大屠殺 20年後的和解之路

盧安達大屠殺20年　裂痕難補

圖片來源：flickr.com/photos/julien_harneis/4月7日是盧安達大屠殺20周年紀念；當時胡圖等族屠殺了至少80萬名圖西族人（以及胡圖族中間派）。現在，圖西族領導的盧安達政府十分稱職，圖西族雖是最大受益者，胡圖族並沒有被排除在外。記憶仍未消逝，但那段恐怖的記憶，已經不再是公眾生活和私下談話的主題。

南非將於4月27日慶祝種族隔離結束後的首度選舉20周年；種族議題在南非仍舊十分敏感；失業嚴重、暴力犯罪率極高，但5月7日普選前的競選活動，亦展現了民主的自信。
紀念可以讓倖存者、以及那些質疑和平協議的人寬心，沒有紀念，亦難以重建各社群間的關係。在這方面，能與德國相較的實在不多；在德國，任何反閃族主題都會遭到政治和公眾人物痛斥，猶太社群成長速度也非常快。
能有效撫平傷口的，大多是運作正常的民主國家。國會內的協商一點一滴地磨去戰場中的零和心態；如今，北愛爾蘭的硬漢一同坐上了閣員席，態度也似乎十分輕鬆。
推動新的常態，可能需要一些在其他情況下會侵犯自由的手段，例如，不久之前，德國仍舊禁止印行希特勒宣言。盧安達遠遠超過了此水準；盧安達是個獨裁國家，只不過是由較具理性、擔心大屠殺再次出現的圖西族領導。
衝突結束後，過去的敵人得一起生活，新領導者也必須在審判與和解之間二擇一。南非選擇了組織化的仁慈，讓願意坦承的加害者有機會申請特赦；不過，許多社群仍舊無法接受和解這個想法。
盧安達原本選擇大規模起訴，遭受拘禁、等待審判的嫌疑者曾多達12萬人，但國家法庭根本無法處理這麼多案件。如今，許多殺人者已經回家，政府也希望能繼續前行，但多數盧安達人仍舊難以接受所謂的原諒和悔改。

盧安達大屠殺二十年後─從療傷與和解走出種族滅絕的陰影

四月六日是東非國家盧安達大屠殺的二十周年紀念，該國上下有各式各樣的紀念活動，總統賈嘉梅(Paul Kagame)宣布七天的哀悼周(week of mourning)，其目的除了療傷與和解外，當然也希望能從此走出種族滅絕(genocide)的陰影，讓這個違反人類罪行的大屠殺，不再成為綑綁盧安達無法向前邁進的束縛。

一九九四年四月至七月間，盧安達發生慘絕人寰的種族大屠殺悲劇，在短短一百天內，有八十至一百萬的圖西族(Tutsi)及溫和的胡圖族(Hutu)慘遭殺害。若不是圖西叛軍由烏干達入侵後，將激進的胡圖政府驅離，無辜冤魂的數字可能還不止這些。

悲劇發生後，特別設立的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簡稱ICTR)審理那些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的激進胡圖族領袖，但卻無法處理為數眾多(超過十萬人)的一般罪犯，特別是許多胡圖族是在本身生命安全遭到威脅的情況下，被迫加入屠殺的行列，因此他們基本上應當是從犯而非主犯。

冤有頭、債有主，若是這些犯下罪行者未受到應有的懲罰，公義何在？若真的全由ICTR審理，曠日廢時，即使真的能夠完成審理和判決，也可能要花上幾十年，遲來的正義還是正義嗎？如果將它交給盧安達本身的法院來處理，則面臨了資源短缺，是否能夠完全公正的質疑，另外審理時間也一定會延宕，很難被受害者(victims)的家屬及親人所接受。

在此情況下，盧安達在二○○一年重新恢復社區法庭─加查察(Gacaca)，由居民選出法官審理那些沒有參與種族滅絕計畫、但卻真正犯下殺人罪行的加害者。全國各地的加查察法庭一共審理了超過一百萬個案件，讓盧安達各級法庭能夠不至於因這項悲劇，影響到其正常的運作。

加查察法庭有如過去南非及其它後衝突社會所成立的「真相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它提供受害者瞭解家屬被害經過的正確資訊，也讓加害者有機會坦承罪行、懊悔自責，並在社區眾人面前向受害者致歉。由於加害者願意主動說明其罪行並表達悔意，因此許多時候加查察法院會給予極輕的判刑，甚至讓加害者以社區服務代替服刑，畢竟當加害者若是並非全然邪惡，僅是被動的參與和配合，有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親自聆聽納粹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審判的證詞後，所觀察到存在於一般人中的「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因此在加害者人數眾多，甚至部份加害者幾乎可以被視為被害者時，和解而非懲罰可能更切實際。

賈嘉梅曾推動以盧安達的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取代過去對圖西及胡圖的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或多或少在新一代的年輕盧安達人中，具降低族群意識、減少族群衝突的作用。不過，真正的療傷與和解，還是得由受害者及加害者共同來完成。

許多台灣人都看過好萊塢在大屠殺十周年時所拍攝在全球放映的電影《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也對劇中溫和的胡圖族如何營救圖西族的英勇行為印象深刻。但它畢竟是敘述盧安達種族滅絕中的人性光輝面，而未觸及後衝突社會中的療傷與和解。

盧安達大屠殺中倖存者伊瑪奇蕾‧伊莉芭吉札(Immaculée Ilibagiza)二○○六年出版的自傳《寬恕，我唯一能做的：種族滅絕的倖存者告白》(Left to Tell: Discovering God Amidst the Rwandan Holocaust)，是受害者選擇在加害者沒有道歉之前，就選擇寬恕，而不讓仇恨生根的一種療傷方式。儘管她的家人慘遭殺害，但伊瑪奇蕾卻不願追討血債。這其中完全不談正義，它的和解也是內在的平安，而非外在的接受道歉、原諒加害者。這本書有中文譯本，網路上的討論也很多，在此紀念周時特別值得閱讀。不過，作者目前已在美國定居，抽離了悲劇現場，不需要和殺害家人的胡圖族鄰居共處，因此選擇寬恕或許還不算太難。

對那必須和加害者和解共生的受害者而言，他們能夠真誠懺悔及全然寬恕的故事，或許更為感人。《基督教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在二○○六年十月刊載了包括盧安達在內的四篇有關「非洲國家在內戰後如何走向寬恕道路」(Africa After War: Paths to Forgiveness)的報導，訪問了一位盧安達圖西族婦女在喪失所有親人、繼承咖啡園後，聘用殺害其親人的胡圖族鄰居之故事。有人問這位圖西族的婦女她是如何克服心中的仇恨，與敵人同工，她的答案相當簡單，因為別無選擇，只能與他們繼續相處。

在盧安達種族大屠殺二十周年前夕，這份以國際新聞著名的報紙又作了相關的報導─「恐怖二十年後：盧安達的重生和更新」(20 Years after Horror: Rwanda’s Rebirth and Renewal)。該文提到一位在悲劇發生時，曾在死人堆中九天後才倖存、年僅十三歲的盧安達年輕人，回憶當時的情況，認為實在糟透了。但是現在與那些加害者可以成為朋友，他們是生意上來往的對象。回想一九九四年發生的種族滅絕，讓他更堅信這個悲劇必須永遠不再。在紀念盧安達大屠殺二十年的今天，如何化解仇恨，建立和解共生，已取代真相與正義，成為目前追尋的目標。無論你是否同意，它至少是希望放下過去、努力面前，朝新方向及目標邁進的不同思維。

【2014-04-08 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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