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齡日本與安倍經濟學

2019-07-26聯合報 陳亮恭
由於美中貿易戰,一九八五年《廣場協議》被重新提起,當時世界前三大經濟體為美國、日本與德國,《廣場協議》干涉外匯市場後,升值七十%的德國今日依然穩健,而升值八十六%的日本卻走入泡沫經濟。日本在《廣場協議》後,擔憂貨幣升值對出口經濟的影響,而採取極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市場資金過剩而造成泡沫經濟,銀彈滿滿的日本企業收購好萊塢歷史悠久的哥倫比亞影業,也買下紐約許多的知名建築,泡沫經濟破滅後,後續的平成大蕭條成為日本失落的廿年。
二○一二年,安倍在第二任的首相任內,提出了「安倍三箭」,之後被泛稱為安倍經濟學,旨在提升蕭條廿年的日本經濟,「安倍三箭」是維持有目標的通貨膨脹、適當的貨幣寬鬆以及活絡民間投資。這三件事雖看到成效,但也遇到難以解決的瓶頸,亦即人口高齡化與人口負成長,人口的結構因素成為安倍經濟學成敗的關鍵。
面對嚴峻的人口負成長趨勢,安倍首相喊出「一億活躍總社會」,還在內閣官房成立了「一億活躍總大臣」,目標在維持一億日本人口。二○一五年的「安倍新三箭」幾乎都在因應少子高齡的人口結構挑戰,包括:二○二○年前達成六百兆日幣的國內生產毛額、出生率達一點八,以及照護不離職的三項目標,從經濟策略轉向人口政策。
超高齡社會的來臨絕非單純的長照議題,而是需要具有高度的全方位策略思維,方足以因應...
超高齡社會的來臨絕非單純的長照議題,而是需要具有高度的全方位策略思維,方足以因應超高齡台灣的挑戰。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我國的人口高齡化速度較日本為快,在相近的地理與文化背景之下,已成為台灣未來的借鏡。安倍新三箭政策在人口議題上,活化三種社會人力,包括傳統婚後離職的女性、照顧父母而離職的中高齡者,甚至引進過去日本難以接受的外國勞動力,在人口結構的壓力下創造社會最大的勞動參與及促進國內經濟。這些政策之間環環相扣,而最關鍵的應該是出生率的提升,畢竟女性與中高齡的勞動參與在人口負成長的趨勢下,也有其極限。
低生育率是東亞國家的共同難題,台灣、日本、韓國與泰國都是全世界生育率偏低的國家。日本的出生率從二○○五年歷史新低的一點二四上升至二○一八年的一點四三,但由於人口結構的差異,二○一八年的出生嬰兒總數創日本一百廿年來的新低,而台灣在二○一八年的出生率為全球最低,僅達一點二二,當年度的新生兒總數為十八萬,而今年上半年的新生兒數目僅約八點五萬,年底結算或許將再創新低。
在這樣的人口結構之下,台灣六十五歲以上勞動參與率僅百分之八,遠低於日本的廿五%以及韓國的卅%。韓國的高齡勞動參與率與退休及年金制度有關,或難與台灣類比,但日本的狀況很值得台灣深思,國內經濟的動能無法單純只看經濟成長率。
再過八年,台灣將成為六十五歲以上人口達兩成的超高齡社會,從安倍經濟學的歷程來看,經濟政策的效果與人口結構息息相關,台灣與日本經濟均高度倚賴出口,但國內消費才是民眾最有感的經濟活動,絕大多數的人民並非從事科技產業,國內消費需要健全的人口結構支持。超高齡社會的來臨絕非單純的長照議題,而是需要具有高度的全方位策略思維,方足以因應超高齡台灣的挑戰;唯有國內經濟活絡、有感婦幼政策與安定社會氛圍才能帶動出生率,改變台灣的未來。
(作者為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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